我看吧让我们再回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那时的美国已基本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开始大踏步向工业化国家迈进。在大规模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本家，尤其是大的垄断资本家与普通工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在大企业公司和金融集团的控制下，国家政治变得腐败不堪，人民怨声载道。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出现了所谓“进步运动”。这是由一些正义的地方官员和新闻记者发起的改革运动，他们要求政府公正，消减大资本家的垄断，保障劳动人民的福利。许多学者也参与了这一广泛的群众运动，各式各样的学说和政治观点借此良机得以从地下走了出来，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话说1914年的某一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系的一个平常的聚会上，几位教授正喝着酒聊天。其中一位瘦高个子的年轻人最是眉飞色舞，他叫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当时才25岁，是伯克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西格出生于美国东北部富裕的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商人家庭，是个保守的天主教徒。此时他正在向同事们大谈共产主义思想是多么不切实际，不可能实现。他没有注意到，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悄悄地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这个人名叫卡尔顿．帕克（Carlton Parker），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听完西格的一番谈话后，他对西格说：“你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是每天在图书馆里过日子。你即使把嘴皮子说破，也没有任何意义。”这番话让西格感到震惊，因为他以前最得意的就是自己比他那些整天读音乐理论著作的同事更讲求实际。事实上西格很早就注意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对音乐风格的影响。他在伯克利教书时有意识地把社会学与音乐理论结合起来讲授，效果非常好。他后来还被公认为音乐社会学（Musicology）的奠基人。但是，西格所拥有的有关社会学和历史的知识确实都来自图书馆。那天聚会散后，帕克邀请西格第二天一起去看看“真实的世界”。
第二天，两人驾车离开了大学城。在开过一段很长的尘土飞扬的小路之后，来到了一处难民营。这种地方对西格这个生长在富裕家庭，又是正在教授古典音乐与和声理论的大学教授来说是太陌生了。要不是帕克，他恐怕一辈子也不会经过这里。西格下了车走进难民营，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难民营里的人们全都面黄肌瘦，衣着极为破烂，经常会看到一家老小挤住在一顶不大的帐篷里。他们没有家具，没有洗澡间，也没有一点存粮，小孩子从七八岁开始就得跟父母一起工作。西格一问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农民，因为各种天灾人祸在乡下活不下去了，又听说城里有工作，便全家一起来到城里找工作，却被圈在这种郊外的难民营里，每天工作又累又危险，工资也少得可怜，仅够糊口。这些事对西格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美国，就在离象牙塔几十英里的地方，还有人在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
第二天，系里的人们见到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查尔斯．西格。他变得沉默多了，而且一有空就跑到当地的IWW办事处去帮忙。前面提到过，IWW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左派组织，他们的目标就是组织工会，让工人们团结起来去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这期间西格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慢慢地建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西格的出格举动很快就招来了系里教授们的议论，系主任警告他不许再卷进政治活动中去。西格知道自己的教授位子保不住了，便辞了职，回到了纽约他父亲的家中。此时的西格已结婚，妻子康斯坦斯（Constance）是个优秀的小提琴家。他们已有了两个孩子。就在西格为自己丢了饭碗而感到有些沮丧时，康斯坦斯又怀孕了。
1919年3月3日，皮特．西格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也许生得不是时候，因为此时他的父亲查尔斯正处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开始怀疑自己近30年来所钟爱的古典音乐是否值得自己去献身。他开始厌倦了那种每天弹同样的曲子，面对的又是同样的富人听众的生活。他觉得是到了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的时候了，征得了妻子同意后，查尔斯借钱买了个汽车拖着的活动房子，带着康斯坦斯和三个孩子来到北卡罗来那州的山区里。他要为农民们演奏音乐，他一直认为那些终日在田里劳动的农民们没有音乐，而没有巴赫和莫扎特的生活该是多么无聊啊！当他第一次在一个小镇上打出免费音乐会的广告后，吸引了许多人来参加。农民们在听完西格夫妇的演奏后都惊叹不已：他们从没见过能把小提琴拉成那样的人！可不久，西格夫妇发现来听他们演奏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听众只是呆呆地在听，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什么“精神升华”的迹象。西格所坚信的“古典音乐能改变社会，能给人民带来文明”的理论似乎不管用了。他感到十分沮丧，便又决定回纽约。可就在临行前的那天晚上，镇上的人知道了，许多人自发地出来为他们送行。令西格惊奇的是，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小提琴、班卓琴和吉它。在欢快而又有节奏的音乐的伴奏下，乡亲们载歌载舞，和西格一家一起度过了一个热闹而又愉快的夜晚。这件事让西格改变了对民间音乐的看法，这也是两岁的皮特第一次听到正宗的民歌。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皮特已长成一个活蹦乱跳的男孩子了，可查尔斯还是没有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夫妻俩开始有了矛盾。一开始是经济上的，后来又为皮特的教育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康斯坦斯坚持从小就要对皮特进行严格的古典音乐教育，还为他买来一把小提琴，整天督促他练琴。可查尔斯却发现虽然皮特对音乐的记忆力很好，可他却不喜欢识谱和拉小提琴，却喜欢摆弄一把孩子玩的尤克里里琴（Ukulele，一种很小的类似吉它的四弦琴）。查尔斯认为对孩子应该顺其自然，他不喜欢练琴就不要逼着他练，康斯坦斯自然不同意。夫妇俩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只好离了婚，皮特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里，他从此多了份自由，却少了许多家庭温暖。
皮特中学上的是寄宿学校，周末在父母家轮流过。1932年圣诞节的前一天，皮特去了父亲家，准备在那里过节。此时查尔斯已再婚，和妻子露丝（Ruth）住在纽约的一个公寓里。那天查尔斯正好有事要出去，便带着皮特一起上了路。他们来到位于纽约的城中之城格林威治村的一间小屋，屋里已经坐满了20几个穿着工装裤和皮夹克的人。奇怪的是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卷乐谱。这时，一个人上台讲话了，他讲的全是令皮特似懂非懂的音乐上的问题。但有几句话皮特听懂了：“这个社会制度就快要完蛋了！音乐应该能做点什么，让我们来试试看。”
原来，这些人都是美国大名鼎鼎的作曲家。他们白天或在讲台上教书，或在音乐厅里演奏，晚上则换上便装来到这间屋子里聚会。他们都属于一个名叫“作曲家集团”（Composers Collective）的组织。这个组织又隶属于一个更大的音乐家协会：狄盖特俱乐部（Degeyter Club）。这个以《国际歌》作曲者的名字命名的组织显然公开了它的政治倾向。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在提高工人阶级音乐品位的同时组织革命。而这个查尔斯．西格所在的作曲家集团的任务就是写出更好的革命歌曲，以便让工人们在游行时和在欢庆革命胜利的宴会上演唱。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是古典音乐的专家，那个讲话的则是他们当中最有名望的一位，大名鼎鼎的阿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当时他们正在为五一节大游行写歌曲。虽然最后大家同意了科普兰写的那首《五一节我们上了街》（In the Streets May1st），但会后查尔斯则有不同看法。他对皮特说：“科普兰的那首歌从音乐上讲是最好的，可那复杂的钢琴伴奏有多少工人会弹呢？而且，总不能让工人们抬着钢琴上街游行吧！我写的那首歌旋律很好记，一定很容易学唱。”
这件事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美国共产党的典型状况。20年代末期，在美国共产党的总部纽约，据说只有七分之一的党员会讲英语。原来，美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大都来自东欧，其中又以来自前苏联的犹太人为主。这些新移民与早些时候来自德国的富裕的犹太人不同，他们很穷，主要以制造业为生。这些新移民决定了当时的革命歌曲主要以欧洲式的合唱为主。在美国人听来，首先那根本就不是英语，再加上那复杂的多声部合唱，早就把老美吓跑了。查尔斯隶属的“作曲家集团”则走得更远。集团内的大部分成员都深受德国作曲家汉斯．埃斯勒（Hans Eisler）的影响，埃斯勒是“无调性音乐”的鼻祖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学生，他提出既然共产主义是走在时代前列的革命思想，其音乐也应该是具有革命性的先锋音乐才行。在他的影响下，这些作曲家们创作了大量具有实验色彩的“革命性”作品，并试图用这些激动不安的音乐来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
进入30年代以后，形势起了变化。经济大萧条给共产主义运动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越来越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开始同情共产党的主张，而共产党也迫切需要团结广大的美国工人，便开始了新一轮主要针对工人的宣传攻势，可这样一来就暴露了那些共产党内知识分子领导人本身的一个问题：虽然他们穿着工人们的衣服，努力地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可工人们并不认同他们，不理睬（或者是听不懂）他们的政治观点。而且他们发现并不是所有受压迫的工人都有革命的意愿，工人们因自身经历和教育水平的不同而有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共产党必须真正走到人民中间去，用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说话，才会有效果。多民族的苏联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在苏联共产党的倡议下，苏联文艺界曾掀起过一股收集研究民间文化的热潮。苏联文艺界泰斗高尔基曾于1934年在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对此作过一个精辟的总结：“文字艺术的真正起源是民间传说。我们必须研究来自民间的艺术，使她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虽然如此，“作曲家集团”内的作曲家们仍然拒绝接受美国民歌。他们认为民歌是粗俗悲观而又多愁善感的，不符合共产主义者的形象。他们心目中的无产阶级音乐应该是既有革命激情又有高雅的艺术品位的严肃音乐。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以“强力五人团”为代表的前苏联作曲家们开始把俄国民间音乐应用到古典音乐作曲中后，一些以苏联为榜样的美国左派作曲家竟然开始着力于把苏联民歌引进美国，而不是设法推广美国自己的民歌！
就在这个时候，欧洲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希特勒的上台给苏联敲响了警钟。为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抗法西斯德国，共产第三国际于1935年发布了一个新的运动纲领：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在美国则称之为Popular Front，一个意思）。这个新纲领的主旨是摒弃过去一些激进的观点，把以前认为反动的自由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及一切对现实不满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去对抗法西斯。在这个新纲领的指导下，过去非常前卫的无产阶级艺术观被抛弃了，左派艺术家们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民间艺术上来。这个纲领的颁布正值美国试图摆脱经济萧条，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受到重重阻力的时候，罗斯福预见到了这一运动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当时的美国在文化上仍然生活在欧洲的阴影下，来自各地的新移民们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认同美国。罗斯福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一运动，号召广大的亲左派的文化人士去收集整理并推广美国自己的文化，而不是欧洲的、非洲的、无产阶级的、前卫的…文化。这样做既可以在国际上树立美国的形象，又可以在国内掀起一股爱国热潮。这会对“新政”有很大帮助。于是，在共产党和美国政府的双重支持下，许多曾经讨厌过民间艺术的艺术家们纷纷走上了“重新发现美国”的征程。
比利小子 Pat Garrett & Billy the Kid
其实，在古典音乐的历史上早就有过不少借鉴民歌素材而成功的例子。格里格（Grieg）在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了挪威民歌；巴托克（Bartok）也曾系统地研究过匈牙利民间音乐，并在其作品中成功地加以利用；而德沃夏克（Dvorak）更是为他在美国居住时听到的黑人和印地安人的民歌而感动，写出了伟大的《自新大陆交响曲》。他还曾告诫美国同行：不要轻视美国自己的民间音乐。可惜直到1935年这一忠告才被美国同行们广泛地接受。在此之后，世界艺术史上出现了格什温的民歌歌剧《波吉与贝丝》（Porgy and Bess）；科普兰利用约翰．洛马克思的《牛仔歌》一书里所收集的素材而写成的歌剧《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以及反映美国边疆生活的舞剧《阿巴拉契亚之春》（Appalachian Spring）。这些作品不仅使民歌这一艺术形式第一次登上了美国的主流音乐舞台，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世界音乐宝库。美国的左派力量也在这一划时代的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当时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布罗德（Earl Browder）就曾激动地宣布：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精神！
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作曲家和人民阵线的先驱者之一，查尔斯．西格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35年，查尔斯受罗斯福政府之命，离开了“作曲家集团”，来到华盛顿主持一个“移民重置计划”（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的音乐分部。“新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设法安置因饥荒而到处流浪的难民，使他们迅速定居下来并找到适当的工作。对于政府来说，使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能对新家有认同感并同邻里们和睦相处是个很大的问题。惟一的办法是让这些有着不同背景的人找到一个共同的根：美国。而没有什么比美国民歌更能使这些以农民为主的难民们产生这种认同感。所以政府便成立了这样一个“奇怪”的部门。查尔斯的任务就是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在各个移民聚居区里举办各式各样的民歌节，让人们唱着自己熟悉的民歌，团结起来开始新生活。为此，查尔斯找到了民歌研究权威，美国国会图书馆民歌档案馆的馆长约翰．洛马克思。在洛马克思的帮助下，查尔斯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美国民歌的历史，并对民歌的现状有了全新的认识。受“功能主义”的影响，查尔斯对音乐的目的性有了新的见解，他鼓励音乐家们在组织难民们唱歌时不必追求歌曲的所谓“音乐水准”，而是选择那些难民们喜欢唱的歌曲。那时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是不是好音乐？’，而是‘这音乐有什么用？’”（The main question should not be “is it good music?” but “what is this music good for?”。可惜的是，他从音乐学院雇来的那些专业音乐家们没有认真听查尔斯的话，仍然试图把他们认为的“好”的音乐推荐给难民们唱。查尔斯曾经雇来了十名音乐家，去十个难民营蹲点，可结果没有一个获得了成功。有一个人甚至把难民们爱唱的歌改成他熟悉的意大利歌剧咏叹调！结果可想而知。
就在查尔斯刚去华盛顿上任的那年，皮特．西格读完了中学。在学校里皮特不仅有机会接触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杂志，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而且还发现了一样自己真正喜爱的乐器：班卓琴。皮特的老师有一把旧的四弦班卓琴，皮特很喜欢它的音色，便从老师那里把它买了下来，并刻苦练习。不久就在学校的一个业余爵士乐队里找到了一个位置。这期间皮特所接触的音乐只是些流行歌曲和通俗的爵士小调。1935年，当查尔斯去华盛顿工作后不久，皮特在一个假期里也来到华盛顿，与父亲团聚。查尔斯给皮特放了一些国会图书馆里收集的民歌。皮特一下子喜欢上了一首旋律优美的班卓琴独奏曲。可当他试着在他的四弦班卓琴上弹这个曲子时，却发现弹起来很不顺手。他向父亲求教。查尔斯正好周末要去北卡参加一个由当地民歌手组织的民歌节，便答应皮特为他找一个真正的民间班卓琴高手咨询一下。
周末，父子俩开车钻进了北卡罗来那州的山区，来到一处移民聚居地。当地居民就像赶集一样很早就来到了会场。这里聚集了周围村子里几乎所有的民间艺人。他们有的弹着吉它、班卓，拉着小提琴为大家唱民歌，有的则伴随着音乐跳起了欢快的民间舞蹈。对于皮特这样的在新英格兰地区一个宁静的天主教家庭长大的男孩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刺激。皮特尤其注意看班卓琴手的演奏，那优美的旋律和复杂的技巧简直把皮特惊呆了。等他再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演奏的都是五弦班卓，比他自己弹的班卓多一弦！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西格父子俩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对皮特来说，这次旅行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不仅从此改弹五弦班卓，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班卓琴手之一，而且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领略了民歌之美。后来在一本自传里他写到：
比起那些浅薄琐碎的流行音乐来，这些歌曲（指民歌）唱的却是整个生活。他们（指民歌手）唱那些英雄、逃犯、杀人犯和傻瓜，他们不在乎唱悲剧性的歌曲，而流行歌里只有伤感的小调；他们不在乎唱生活中丑恶的事情，而流行歌里只有傻笑和装腔作势；最重要的是，这些歌曲是诚实、坦率和直截了当的，与之相反，我觉得那些艺术歌曲太强调优雅了，而那些流行歌曲则总是自作聪明。
自那次民歌节之后，皮特一有空就练习弹琴，技艺有了很大长进。可他当时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做一个记者。他认为记者最有可能看到真实的生活。为此，他中学毕业后凭一笔奖学金进了著名的哈佛大学新闻系。可是象牙塔里浓浓的学术气氛很快就使皮特厌倦了，他不喜欢整天呆在图书馆里研究新闻理论。自然他的考试成绩也都是B和C，奖学金也因此而泡了汤。皮特在哈佛呆不下去了，便于1938年离开了哈佛，只身前往纽约。他要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这一年他刚好19岁。
可是，年轻的皮特显然把热情与能力搞混了。他在纽约呆了一个月，每天都去大大小小的报社、电台自报家门，可是人家一听说他只上了一年大学，便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很快，他的钱就花光了。走投无路的皮特只好又去华盛顿投奔他的父亲。这次，他第一次见到了艾伦．洛马克思，艾伦那时也只有23岁，却已成了民歌档案馆的副馆长了。而且因为名誉馆长约翰．洛马克思此时又正在南方农村从事他最擅长的工作：采集民歌。艾伦已是档案馆的实际馆长，主持馆里的日常工作。他虽然年轻，可他在17岁时就已随父亲南下采集民歌了。在美国民歌研究领域，艾伦可是个数一数二的行家。年轻的艾伦比父亲更有雄心。他想让民歌走出图书馆，与称霸全国电台的“锡锅街”出产的流行歌曲以及已经商业化了的民歌－－乡村歌曲一争高下。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下，艾伦和哥伦比亚电台签了个合同，每个周末上午由他主持一个民歌节目，请一些民歌手在电台里演唱正宗的美国民歌。由于哥伦比亚电台是向全国播出的，所以这个节目影响很大，播出几个月后各方面的反映都不错，这使艾伦信心大增。后来他又把这个节目的内容扩展到民歌以外，加入了民间访谈节目，记者们到大街上和工厂里采访普通老百姓，请他们谈谈对时事和一些政府政策等热点问题的看法。这样的节目在美国广播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节目。
认识了艾伦这个在各方面都很有成就的同龄人让皮特感慨万分，他很自然地把艾伦当作了榜样。当艾伦知道皮特也喜欢民歌，而且还有些音乐基础时，便设法在档案馆里给皮特找了份整理录音的工作。虽然月薪才60美元，但从此皮特便可以整日与民歌为伍了。他利用工作之便听了大量的民歌录音，这些都是洛马克思父子以及一些民歌爱好者实地录下的珍贵资料。工作之余，艾伦还为皮特引见了铅肚皮等一批出色的民歌手。皮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这段经历坚定了皮特把唱歌作为终生职业的信心，而且使皮特日后成为美国民歌史上最“全能”的歌手。
《愤怒的葡萄》
转眼已是1940年，威尔．吉尔要在纽约举办为沙碗难民募捐的“愤怒的葡萄”演唱会的消息传到了华盛顿。艾伦鼓励皮特去参加演出。这是皮特第一次上台演唱，拘谨的他只唱了一首歌就满手是汗，可观众还是给了他友好的掌声，这使皮特相当感动。但演唱会真正的主角是伍迪．格思里。这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正宗的农民歌手一下子就把全场听众镇住了。这不光是因为他的歌，他的琴，和他的演唱，更是因为他的独特的舞台风格。那天他穿了身典型的农民装束，迈着农民们特有的大步极随便地上了台。他上台后没有马上开始唱歌，而是一边调着弦一边跟听众们侃起了大山。他的那些流浪故事用南方口音说出来显得特别滑稽，让听众们在笑声中放松了心情。他还特别地提到了他第一次坐纽约地铁的经历。他对大家说：“纽约的地铁可真挤，人挨人。我挤了两回车，每回出来脚上都是一双不同的鞋！”这句话把这些深受地铁拥挤之苦的纽约佬们逗得笑破了肚皮。可无论大家怎么笑，格思里总是那么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一点更增加了幽默感。第二天纽约的各大报纸都详细报道了这次演出的消息，尤其对格思里更是赞不绝口。就这样，美国民歌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民歌手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并从此影响了几代人。
对西格来说，格思里有他自己最缺少的东西：生活经验。从格思里身上他第一次认识到民歌是来自人民的艺术。几乎没有任何生活体验的自己是无法成为好的民歌手的。从这一刻起，西格认定格思里将是自己最好的老师。
但最激动的人要算是艾伦．洛马克思了。他早就从经验中知道，要让民歌真正进入主流市场，光靠歌不行，一定要有明星，而且得是个有个性的明星。当初铅肚皮在纽约造成轰动的重要原因是由于父亲把铅肚皮包装成一个杀人犯而吊起了听众的胃口，虽然铅肚皮自己对这一包装很不满意，但那确实是个很特殊的情况，这样的包装未尝不可。听完格思里的演唱，艾伦知道这几年来他要找的人就在眼前了！格思里根本不需要包装，他本人的魅力已经足以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明星了。
演出结束后，艾伦让吉尔介绍自己认识了格思里，并力邀伍迪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录音。他认为格思里的生活经历和他写的歌是美国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格思里答应了艾伦的请求，他们在国会图书馆的录音室里录了整整三天。录音采用极为随意的采访形式，在格思里唱每首歌之前艾伦都要他简单讲讲这首歌的来龙去脉，其间格思里还穿插着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生活经历。这批唱片虽然直到20五年后才由国会图书馆出版，但是当时艾伦太想让更多的人认识格思里了，便在自己为哥伦比亚主持的民歌节目里播放了一小部分。这是格思里的歌第一次被全国的听众听到。这批原刻唱片至今仍被精心地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是这个馆最为珍贵的藏品之一。
两人录完音后又来到纽约，去找RCA唱片公司洽谈，希望能为格思里出一张唱片。当时RCA的竞争对手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刚为伯尔．埃韦斯出了张传统民歌的唱片，并意外地售出了很多张。RCA当然也想试试这类唱片的市场有多大，便同意为格思里出一张有关沙碗难民故事的唱片，显然他们想借电影《愤怒的葡萄》的成功捞一把。RCA的人在听完格思里有关这个主题的几首创作后觉得很好，但还要格思里写一首有关汤姆．周德的歌曲，于是便出现了上一章一开头所描述的情景。而那个故事里写到的格思里的那个瘦高个儿室友其实正是皮特．西格。那时格思里正借宿在西格的公寓里。
不用说，西格为能成为格思里的朋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两人一有空就在一起讨论有关民歌的问题。当时纽约有一批左派歌手，他们大都出身于城市家庭，却极力把自己包装成来自农村的民歌手，因为这种形象正是共产党所号召的。但当他们遇到格思里这位真正的农民时却都被吓住了。他们受不了格思里身上的农民习气（更准确地说是流浪汉习气），比如不洗澡，睡觉不脱鞋等。只有西格觉得光穿牛仔裤不一定是农民，而格思里那些不拘小节的作风才真有农民的魅力。因此这两个十分不同的人却成了很要好朋友（格思里后来对别人说：“皮特这小伙子可真奇怪，不抽烟，不喝酒，连对漂亮女人也不多看一眼，真奇怪！”）。
一天晚上，格思里竟然开了一辆小车回到了公寓。原来他在RCA的录音结束了，他想回潘帕看看他的妻子和孩子，便用预支的报酬付了首期款买了辆车。格思里对西格说：“你应该跟我一起去看看真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光呆在纽约是写不出好歌的。”西格当然高兴坏了，他早就听格思里讲过那些发生在西部的传奇故事，正想找个机会去看看。可他又一想，自己的钱已花得差不多了，便问格思里没钱怎么办。格思里一听就笑了，他对西格说：“我的钱也只够买汽油。至于路上的花销嘛，不用愁。我带上我的吉它，你带上你的班卓琴就行了！”于是第二天一早两人就出发了。
他们开了一上午，把纽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午，两人肚子饿了，便在一个吃客很多的饭馆前停了下来。格思里吩咐西格别多说话，听他的指挥，自己则背着吉它进了店门。两人先要了两杯咖啡，又挑了个显眼的位置坐下。不久，有个老头好奇地走近前来，指着吉它问格思里：“你会弹这玩艺儿？”格思里却回答说：“不怎么会，瞎玩儿。”说着，却把吉它从背上摘下来放在膝盖上，随便拨弄着。又过了一会儿，那个老头凑了过来，对格思里说：“喂，伙计，你要是真会弹这玩艺儿，就弹个曲子让大家开开心怎么样？”格思里又抱歉地笑笑说：“我真的弹得不好，别让大伙儿笑话。”这时，旁边一个中年人插嘴了：“弹一曲儿吧，怪闷的，这里谁也不会笑话唱歌的朋友，是不是？”“弹吧，弹吧。”周围的人齐声附和。这时，格思里才端起咖啡，一饮而尽，然后清了清嗓子，开始唱一首这里十分流行的民歌。他一开口，原本闹哄哄的饭馆立刻就安静了下来。一曲唱完，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吃客们纷纷围了过来，要格思里再唱几首。格思里却指着西格对大伙儿说：“我这哥们儿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班卓弹得可好了。咱们还是请他唱首歌吧。”这回轮到西格连连推辞了。这倒真不是卖关子，他的确有些怯场。后来他实在推不过，就也弹着班卓琴唱了一首歌。这次人们的掌声更热烈了。这倒不是因为西格比格思里唱得好，而是因为一个说一口正宗北方话的城里人居然能把乡下人才玩的班卓琴弹得有板有眼，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就这样，两人一口气唱了七八首歌。最后，那个店老板走了过来，对两人说：“这样吧，你们的饭钱我包了，你们再在这儿唱一会儿好不好。”这当然正合两人的胃口。于是，两人酒足饭饱之后又在饭馆里边聊边唱地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然后又应老板之邀在饭馆吃了顿丰盛的晚餐。饭后，老板把两人请到自己家里过夜，又把镇上一个班卓琴好手叫了来。西格一听这人弹琴，立刻出了一身冷汗。自己练了半天，以为不错了，可随便一个无名小镇上的高手便胜过自己了。于是，他便虚心地向那人请教。那人也十分热心，教了西格许多技巧。这一天真是没白过。
第二天，两人辞别店主，继续赶路。饿了，就再找家饭馆进去唱几首歌，饭就有了。晚上他们有时就睡在车里，有时就到镇上扛着琴到处转悠，总有好奇的人上来问他们会不会弹琴。格思里就如法炮制一番，然后就在街上开起了小型演唱会。最后总是有人争相邀请两人去自己家住宿。后来他们干脆连理发、洗澡、换双新鞋这类事都用唱歌来解决。西格的卖唱手艺也越来越精了，到后来干脆自己唱主角。可有一次当他学格思里的样子说完一段“歌间笑话”时，观众却没什么反应。事后格思里对西格说：“你那笑话又臭又长，谁爱听？”西格立即争辩说：“那你为什么唱歌之前总是说个没完？”“那不一样，我说的都是老百姓爱听的。”格思里的回答再一次让西格意识到自己与格思里的最本质的区别。格思里是个真正来自民间的艺人，而自己只是在模仿，而且模仿得还很差。想到这儿，西格更加意识到这次旅行的重要性了。
后来西格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段冒险经历时说，他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很多朋友。他们中有地道的工人、农民、小商贩、民间音乐家，甚至还有乞丐和流浪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的老百姓，亲身体验了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贫富不均、种族歧视等丑恶现象。这段经历使他更加坚信工人们必须团结起来，组成工会，为自己的权力斗争。其实就在这次旅行中他俩也没忘记为工会做点事情。当他们路过俄克拉荷马城时接受了当地工会的邀请，在一次共产党组织的群众集会上为大家唱歌。会前他们发现了许多资本家派来的便衣坐在会场后面想趁机捣乱。机智的格思里立即走上台唱起了大家熟悉的民歌，并不断鼓励大家一起唱。结果那次会议成了老百姓的赛歌会。那些便衣始终没找到下手的机会。这次经历给西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他自己的音乐会上，发动听众一起唱成了西格最爱做，也最擅长做的事，这一点后来成了西格的音乐会最与众不同的标志。
最后，他们终于开到了潘帕城。格思里的妻子玛丽和三个孩子一直住这里。玛丽始终不明白格思里为什么整年在外漂泊，也不知道格思里从纽约寄来的钱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西格见格思里有意在家里呆一段时间，便决定自己一人继续周游美国。他要看看没有格思里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临走前，西格又想起一件事。
“伍迪，”他问，“我想自己的水平是可以混到饭吃了。但如果我急需一些钱的话，唱什么歌好呢？”
“你就唱《没什么两样》这首歌，或者《我的亲爱的》也可以。这两首歌最适合你，老百姓也在爱听。”这是格思里留给西格的救命秘诀。
第二天，西格独自上路了！他打算从俄克拉荷马州北上，看看美国的大西北。没有了格思里的汽车，他就去搭便车。好在搭便车的技巧格思里早就告诉过他。后来西格又想起格思里说过，要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扒火车。于是，西格很快就扒上了一辆货车。果然这比搭便车快多了，当天傍晚就到了他要去的城市。可下火车却遇到了麻烦。格思里告诉过西格，扒火车一定不能被铁路上的人看到，否则要吃苦头的。一定要赶在火车还没有进站前跳车。可当西格往车外一看，不禁吓了一跳。火车的速度仍然很快，而且天也黑了，看不清路边的情况，怎么办？西格犹豫了半天，可当他看到车站的灯火时，知道今天非跳不可了，便横下心，抱着班卓琴一纵身跳了下去。巨大的惯性把西格摔了个大跟头，只听咔嚓一声，班卓琴被压了个粉碎！这下坏了，西格心想，没有琴我可怎么谋生啊？他呆坐在地上，一丝绝望袭上了身处异乡，又身无分文的21岁的西格的心上。没有办法，他那天晚上只好和衣睡在了路边。
第二天，西格取出身上仅有的值钱的东西：一架照相机，到镇上当了五块钱，又用这笔钱去乐器店买了把二手班卓琴，然后走进一家饭馆，用剩下的钱买了一杯咖啡，坐在桌边喝了起来。那把班卓琴则放在桌上显眼的位置。不久，一个女招待走了过来，问他会不会弹点什么。“我刚开始学，还不怎么会弹。”西格腼腆地回答。又过了一会儿，好奇的女招待又走了过来，对西格说：“小伙子，我给你一块钱，你随便弹点什么都可以。”“那好吧。”西格一边说，一边放下咖啡，拿起班卓琴，弹唱了那首《没什么两样》。这是首家喻户晓的爱情歌曲，西格略为害羞的样子和腼腆的歌声与这首歌非常相配。那个女招待听完后激动地对西格说：“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你再唱一遍好吗？”最后，西格唱了5遍，得到了5块钱和一顿丰盛的午餐。
就这样，西格在美国北方又转了4个月，访问了许多以前只听到过名字的边远城市。最后于1940年9月搭火车回到的纽约。虽然西格只离开纽约不到半年，可这时的西格已经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