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吧查理·卓别林的成功与他追求个性化密不可分
卓别林来到塞纳特电影制片厂(即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老板塞纳特对他很欣赏，但他与几个导演难以合作，因为他坚持追求个性化，他要按他的思路塑造形象。他要穿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和一双大鞋子，拿一根手杖，戴一顶圆顶礼帽。他要每一件东西看上去都显得不合适:裤子是松泡泡的，上衣是紧绷绷的，礼相是小的，鞋子是大的。他起先有点儿犹豫，不知道应该扮得年老还是年轻，后来想起塞纳特希望他是一个年纪老得多的人，于是就贴上了一撮小胡子。一经装扮好了以后，那身衣服和那副化装就使他体会到将表演出一个什么样儿的角色。他开始对那一角色有了了解，而等到一走上场，那人物就完全活生生地出现了他站在塞纳特跟前，装出了那个人物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着面挥着手杖，在他面前来回走动。笑料和噱头纷至沓来，在他的脑海里不断地涌现。塞纳特看了尽情尽兴地笑。他向塞纳特解释这个人物的个性:“你瞧，这个家伙的个性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个流浪汉，一个绅士，一个诗人，一个梦想者;他感到孤单水远想过浪漫的生活，做冒险的事情。他指望你会把他当做是个科学家，一个音乐家，一个公爵，一个玩马球的。然而，他只会拾拾香烟头或者抢孩子的糖果。当然，如果看准了机会，他也会对着太太小姐的屁股踢上一脚—但只有在非常愤怒的时候他才会那样!”(查理·卓别林著、叶冬心译:《卓别林自传》)塞纳特对此充分肯定，支持卓别林按自己的想法去表演。卓别林个性化的表演，引起电影厂同事们的围观与欢笑，不断受到观众的好评，他取得了巨大成功卓别林比塞纳特想得更周到，他在创造性地发挥自己哑剧素养的优秀传统的时候，把作曲的特点带到了电影中去。例如他在短片《欢乐的一天》中，对剧情发展的节奏和演员动作的节奏采取了巧妙的平行对比手法:一会儿是庄严的徐缓，一会儿是机械般的急剧，一会儿又是慌乱的加速。
卓别林从《他的新职业》这部影片开始，越来越完整地表明白己艺术家的信念、自己的美学原则。他在好莱坞电影界走的是条特殊的道路。他一面吸取美国大师们的精华，一面逐渐抛弃那些妨碍形成喜剧艺术新基础的糟粕。
卓别林喜欢打破常规、化繁为简。他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能够打破常规，完全自由进行创作，其成绩往往会是惊人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有许多导演的第一部影片都是新颖独创的。如果对线条、空间、组织、速度等都逐条地加以说明，这样当然很好，但是这和演技并没有多大关系，反而容易形成枯燥无味的教条。从简单处入手，永远是最好的办法。”(查理·卓别林著、叶冬心译:《卓别林自传》)他认为电影的目的是引导人们进入美的王国，如果我们远离了真实，这个目的就不能达到，只有现实主义才能使观众信服。被描写的现象的外貌能够揭示它的内在实质，它们之间是相互协调一致的。
他强调感情与智慧的结合。他说:
个人十分聪明，但如果毫无感情，他就可以表现为十恶不赦的罪犯;一个人情感丰富，但如果没有智力，他结果就是一个与人无害的白痴。但是，如果智力与感情获得理想的调和，那样就产生了最好的演员。对于位伟大的演员来说，他的基本特点在于演出时热爱他自己。”(查理·卓别林著、叶冬心译:《卓别林自传》)卓别林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具有压不垮、打不弯的坚忍品质。一系列的挫折养成了他面对困难的勇气，謄炼了他顽强的毅力，他始终同情并关心社会下层，他对一些为富不仁、尔虞我诈的权贵深恶痛绝。
卓别林创作喜剧时，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因为喜剧是把人生赤裸裸地撕破给人看的，每当无可奈何的时候，卓别林就用嘲笑的态度去反抗自然和社会的力量。他善于在喜剧电影中用冷峻、敏锐的目光审视生活、表现生活，用远见卓识来展示人性的善与恶。卓別林不仅强调喜剧人物的动作和表情，而且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刻画，把喜剧人物塑造得立体而生动，产生了应有的喜剧效果，具有很强的喜剧张力
卓别林在电影中的形象十分独特，又短又瘦的上衣，像麻袋似的过大过长、随时都会掉下来的裤子，比他瘦小的身材大得不相称的破皮靴。对此卓别林解释道，他的小胡子是他虚荣心的象征。他的那条既皱且烂的长裤就是对我们的可笑行为和我们的笨抽举止的嘲笑。他那一根手杖，也许是他最幸运的发现，因为人们一看见手杖，很快就认出他了，而且他千变万化地要弄它，自然而然地发挥了它的喜剧效用。他常常用它钩住人家的腿或者肩膀，这个动作引起观众的笑声。一开始他就十分清楚:在千千万万的观众看来，手杖能揭示出人的“纨绔子弟”的派头。当他拿了一根手杖，摇摇摆摆地走过花园的时候，就造成了一个力图保持自己尊严的人的印象，这点实际上也就是他的目的。很多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他是怎样找到自己的风格的?他唯一能回答的就是:“他的‘典型’是他生活在伦敦时所见到的很多英国人面貌的综合……”他记起了一些蓄着一小撮黑胡子、裹着一身紧绷绷的衣服、拿着一根竹手杖的人，这种人他常常遇到，因而他决定以他们做模型好莱坞的大部分喜剧明星在自己的作品中小心翼翼地回避任何讽刺的倾向，而用嘲笑一切人的办法，力求不得罪任何人。可是卓别林不是这样，他自由奔放，敢于也善于讽刺有关对象。库卡尔金说:“喜剧艺术样式，作为艺术家评价生活现象之实质的特殊形式，是多方面的，而卓别林则以极其高明的技巧利用着这些方面。但是，在卓别林的笑声中，可以明显地区分出这笑声是针对两个主要的对象:对其中之
主人公查理的形象—的笑声是出于爱;对另外一个一一周围现实的形象—的笑声，是由仇恨而发出的。这两个形象处在直接的、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主人公形象的内心世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说，是通过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揭示出来的，而周围环境的概括形象又是在对主人公的影响中表现出自己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实质。”(库卡尔金著、芮鹤九译:《卓别林评传》)爱森斯坦说:现实本身为卓别林低声伴奏……卓别林和现实本身，这两个人，这一对儿’在我们面前表演着一个又一个的马戏团的小把戏。现实就像‘涂着白鼻子’的严肃的小丑。他好像很聪明，举止适当。他谨慎，有远见。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他受到嘲弄和讥笑。”(库卡尔金著、芮鹤九译:《卓别林评传》)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卓别林把现实理解透了，他在喜剧电影中的讽刺准确而深刻。
卓别林鲜明而坚强的个性受到很多观众喜爱，但也被一些人憎恨，1952年他被排挤出美国。《公共福利》对这件事做了一个有力的总结:“不管一个人对于卓别林的私生活和他的观点有些什么意见，事实仍然是，他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艺术家。他对于美国的生活和文化的贡献，远远超过美国对他所作的物质上的报酬。他对于人类命运中喜剧、痛苦以及悲剧的看法，以及他贯呼吁重视人类生活的尊严，是不能以物质报酬来衡量的事情。如果现在，在争议之中，不让美国的观众去看一看他的看法和呼吁，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己。”(约翰·麦克凯柏著、朱启平译:《查理，卓别林传》)喜爱也罢，憎恨也罢，卓别林依然坚定地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卓别林是他自己影片的主要演员、编剧、总导演，在多数情况下又是剪辑导演，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他又成了自己影片的作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