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革命往事》,爱尔兰独立运动,约翰·福特 -《莱昂内往事》-我看吧

第十三章
《革命往事》—彼得·博格达诺维奇—詹姆斯·科本与罗德·斯泰格——巴枯宁与毛泽东爱尔兰独立运动——约翰·福特

森索洛:您是怎么想到要制片并导演《革命往事》的?
莱昂内;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帮助富尔维奥·莫塞拉—我的大舅哥，还有克劳迪奥·曼奇尼2，一个跟我很近的合作者。他们非常想做制片人。我给他们找了一个题材。尽管都是我来策划，但他发现如果我不成为挂名制片人，他就做不成这部电影。所以我开始考虑这个计划。作为合作者，我有联艺(帮忙)。我们全面启动了一个二十五页的剧情梗概，它讲述一个墨西哥农民和一个爱尔兰革命军(IR.A.)之间的友谊……友谊始终是我迷恋的题材，这应L弟…

该来自我的童年。我是独生子，我总感觉缺少一个兄

总之，我做制片人了，但我不可能导演。我们需要另找一个导演。美国人给我们推荐了一位影评人，他刚刚为罗杰·科尔曼拍了一部片子:《靶子》(Taee;1968)，他叫彼得·博格达诺维奇，所有人都在对我说他的好话，所以我们让他到罗马来。他到达罗马机场时带着他姐姐，她提着行李。我们差点认为她是他的仆人。这个细节给我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接下来的事情证实了我的预感…

到罗马的第一个礼拜，博格达诺维奇用很多时间给罗马的知识分子组织放映他的《靶子》，当然还有我的电影界朋友。这没多大意义，可他根本瞧不起我们的电影。我们等了三个礼拜才开始草拟剧本。我们跟文森佐尼一起推荐些东西，博格达诺维奇唯一的回答就是用英语否定:“我不喜欢!”整整个礼拜，我们就在听他拒绝我们所设计的东西。我被惹恼了，我对他说:“明天，说话的就不是我和文森佐尼了，而是你。因为我啊，我也喜欢对你说:1 don’ t like it!所以，我们要听听你想做什么。”他吓得脸色苍白，说:“我要妈妈!”他这么称呼他的妻子，他认为没有她，他什么都做不了。

我答应让她过来。我给他们租了一间非常漂亮的别墅，但我要求他们在十五天里交出东西…两个礼拜后，博格达诺维奇和他妻子给我拿出了一个十二页的英文大纲。我找人去翻译。我读后就蒙了，我还以为翻译搞错了，我雇了另外一个翻译重新翻译，结果同样是灾难性的。这够了!我在每一页上签字，并把博格达诺维奇的这个剧本寄回给联艺。我附上一封信，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们派过来的人所干的活儿。三天以后，我接到美国方面的电报:“让博格达诺维奇夫妇速回纽约。旅游仓。”在美国的大公司，如果让你坐头等舱，说明你已经失败得无可救药……我给博格达诺维奇看了电报，并建议他在美国不要过多地炫耀《靶子》，之后，我向他表示了我的敬意

森索洛:您就是在这时推荐萨姆·佩金帕吗?
莱昂内:不是马上。我等待联艺给我新的推荐，但他们的态度非常奇怪他们含混其词。我们在选角间题上进行了激烈讨论。我要杰森·罗巴兹演农民，马尔科姆麦克道威尔演爱尔兰人。我知道爱尔兰恐怖主义者都是年轻人，我想展现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一个老墨西哥人的“父亲”。但美国人拒绝了。我又向他们建议用埃里·沃勒克取代罗巴兹，他们不想用他。他们建议我用刚凭《炎热的夜晚》获奥斯卡奖的罗德·斯泰格。在这个条件下，我要用詹姆斯·科本演爱尔兰人…但是在开拍之前，一切都进展缓慢，没有任何导演被派过来。

《炎热的夜晚》

于是我在伦敦会见了萨姆·佩金帕。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他非常高兴能拍一部我制片的电影，他同意了，我非常开心。我明白我们两个名字同时出现在一张海报上的分量。于是，我通知了联艺。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感觉这搞得他们很不舒服。他们不质疑这个想法，甚至觉得这很好，但他们提出要跟几位演员的经纪人商量商量。我如堕云雾。第二天，他们对我宣布，如果这部影片的导演不是我，他们就不拍这部电影。我们还有一周就要开拍了，摄制组已经开到了西班牙…我很快就与这个计划要协了。我快疯了!

到了现场，我才了解到围绕我进行策划的阴谋的全部细节。从签约那天起，联艺就给我做好了圈套，所有人都介入其中，唯一目的就是逼着我导演此片，甚至是我的家人。一切都心照不宣，只有我被蒙在鼓里。在西班牙，距离正式开机就差几天了，我才发现这个“玫瑰花壶”( le pot aIx roses)。因为获得了奥斯卡奖，罗德·斯泰格的片酬是75万美元，但他答应如果是我执导这部影片，他只要三分之一片酬。詹姆斯·科本也一样，他跟斯泰格都来自M.C.A事实上，博格达诺维奇的故事就是个假线索，现在，我能真正理解这个“合同”了。我卡在两个解决办法之间，要么取消这部电影，要么我自己来导演我只好接受做导演。但我告诉两个演员:“很好，我拍这部片子，但永远不要在晚上问第二天拍什么。因为如果要我做导演，我必须重写剧本，好让影片符合我的世界，而我只能在拍摄期间进行创作，我必须摸黑前进。”他们答应了这场冒险。我感觉自己正在拍世界上最困难的一部电影

森索洛:您是怎么做的?
莱昂内:我让塞尔吉奥·多纳蒂回来跟我合作重写剧本，好让他能按照我的观点和风格走。几天之后，我发现他和文森佐尼其实从这件事一开始就有份参与，我把他们都撵出去了!我越想越来气。我自己重写了故事。关键的问题是，几个演员不适合我的世界。如果我想着手一个能让自己满意的创作，我必须重新改编剧本。

森索洛:可是，似乎您在这部影片中与一些演员有极高的默契，我想说的是罗莫罗·瓦利…
莱昂内:我看了很多他演的戏剧，他总是那么出色。可如果拍电影的话我不太确定。在我看来，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假。在生活中，我们非常熟悉，他有着讨人喜欢的性格。他排斥这个人物身上应有的暧昧性，他本应在影片中坚持这个特点的。我知道他曾做过医生，所以在故事里让他从事这个职业。我们甚至看到他给人做手术。开始时，我想纠正来自他戏剧经验的表演痕迹。我希望他能自然一点。我要求他忘记他在戏剧舞台上学到的一切，包括跟维斯康蒂一起学到的东西，这不容易达到。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他甚至在一个电影节上因这个角色而获奖。詹姆斯·科本很喜欢他，他们对彼此的评价都很高。这部影片过后，他们成了好朋友

森索洛:您很久以前就希望能与科本合作…
莱昂内:从我看到他在《七侠荡寇志》里扔飞刀起。而且我喜欢他走路的姿态，他让人想起贾利·古柏。科本是一个更威风和幽默的伊斯特伍德。他的讽刺给人以好感。另外，这是一个伟大的专业演员，跟他在一起，从来没有任何问题。

森索洛:那跟罗德·斯泰格呢?
莱昂内:跟他，到处都是问题。他为了让我高兴，说一口听上去像俄语的意大利语。他让我恼火。他想创造一个完全大脑型的严肃人物，一种酒乔，比利亚和萨帕塔”的奇怪混合体，某种我说不清的东西。这让人不安。我费尽心思地给他讲他是在演一个简单的强盗、农民和土匪，一个家族中的疯狂可怜虫，一个幼稚且易激动的私生子……没有!他，他以为在扮演上帝。

在整整一个礼拜里，我始终保持沉默。我严格地让有他的戏都拍上二十多遍。剧组对我的态度惊讶不已!在以前的拍摄中，他们都看到我在类似情况下会暴跳如雷，实际上，我的默不作声让我的合作者更加不安。他们去找我妻子。卡尔拉总在拍摄现场，她负责公关，她在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的时候给我挡驾。在对抗激烈的时候她就像缓冲剂。她在我拍摄时就像天才的外交官。在这次的情况下，所有人都来问她为什么我要让斯泰格像演马戏一样。

她不冋答，她从来不说……最终，爆炸了。我发现科本跟斯泰格演对手戏时感觉不对，他想让我妥协一点，以一种更外表化的方式去表演，这让我不得不额外工作，以恢复科本这个人物的最初设计。当我们在距离阿梅拉沙漠五十公里的山上拍摄时，冲突终于爆发了。我在指导一场科本的戏时，斯泰格参与进来。他对我说，如果今天我们超过工作时间，他马上就回去。在这件事上，他暗示科本能跟他一起。于是，我爆发了:“我，如果我想拍二十四小时，我就拍!我才不管你叫罗德·斯泰格，和你错误地获得的一个奥斯卡奖。你什么也不是，我才不在乎你呢，包括你和联艺。明天我就把你换掉，因为你是个一无是处的演员。要不是你们公司，我永远都不会接受跟你这种人合作。”当我骂他时，他走向自己的房车。科本试着安慰我，他是一个不错的人，他总试图用坦诚和宽容解决问题。接下来的三天非常紧张，我不跟他直接说话，由助手负责沟通。我说:“去房车里把那个废物口袋叫来!跟他说我要他到摄影机前演戏。”当斯泰格做得不好时，我还是对助手说:“我们停。告诉这家伙说他演那玩意不行，我示范过我要他演的东西，但他既不摇耳朵，也不抽鼻子。他只要做得正常一点。正常!就好像他根本不会表演，忘了他的演员工作室!”

第四天头上，斯泰格来找我解释。他甚至建议我在不打官司的条件下终止合同，如果我不想再用他的话。从这次对话起，一切都变了。他驯服得像一个8岁的孩子，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镜头都要拍上三十多遍，而对科本只要两三次就满意。拍了二十多条之后，斯泰格非常疲惫，就露出了他那种演员工作室的表演痕迹。但没人敢跟他解释我这种方法的理由。最后富尔维奥·莫塞拉对他说:“塞尔吉奥喜欢演员。当一个演员表演出色时，他希望不要停下来。他就像孩子，他会说:“再来!再来!”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总让你反复重演。”罗德·斯泰格相信了，拍摄就安静了许多。总而言之，如果不是那些表演痕迹，罗德在这部影片里的表现还是很舒服的。

森索洛:科本也非常不错，您也指导他的表演了吗?
莱昂内:当他尝试与斯泰格比着演的时候，我介入了。我跟他说:“你做得越少，你在这片子里赚得越多。罗德出洋相，他要吃了镜头。如果你什么也不做，反而是你收获了一切。”他对我眨了一下眼睛，他全领会了。

森索洛:在这部影片中，两样东西显得重要:您对墨西哥的热爱以及您对自由意识形态的口味。但您认为墨西哥革命有极高的重要性吗?
莱昂内:墨西哥是引出战争和革命的潜台词。在一些段落里，我抄袭了其他时代、其他地方的一些历史事件:国王出逃，一个“9月8日”2:达豪和茅斯豪森的地沟……我甚至选择了一个像青年墨索里尼的演员，并给他穿上让人联想起德国军服的衣裳。这是所有(能)描绘战争和革命的、既感动又可怕的符号，不论是在爱尔兰，在西班牙，抑或别的地方。这里，墨西哥革命只不过是个象征，并不是真正的墨西哥革命。此外，只是它与电影的关系让我感兴趣:潘乔·比利亚，《潘乔·比利亚的战士们》…那是一个真正的神话。

但我想回避一些误解，所以拒绝了那种“阔边毡帽的别致”( pittoresque dsombrero)，我的动机是本质的，就是展现一种友谊，在里面加一个颠倒的“皮格马利翁的故事”15。这两个人，一个是农民，一个是自私的知识分子。在各种极端情况下，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与老百姓之间都存在冲突，他们不可能走在起。(他们)只有在革命时才会走到一起，而且是暴力革命。在这部影片中，是农民给知识分子上了一课，他讲了他对革命的定义:“一个聪明的家伙对老百姓说必须革命。一个穷人听了，相信了他，他也这么做了，革命。当聪明人贏了革命，那个穷人呢，他死了，结果还要重新革命。就是这么回事。”于是，当农民说完这番话时，知识分子把他那本巴枯宁( Bakounine)的书甩到了水坑里。是他将要失败，是他将会死去

森索洛:这场戏在剧本里有吗?
莱昂内:没有。我是在拍摄期间写的。我还要表现独裁者在泥浆里找到了这本无政府主义的书，而且他也知道巴枯宁是谁!必须理解科本把书丢掉的这个手势，这意味着我对所有革命形式的幻灭。我这代人听到了太多的承诺，他们有梦想，但他们只留下遗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墨西哥1913年革命只是一个背景，我想说的是:“言革命者皆惑也”( Qui dit revolution ditconfusion)

森索洛:为什么把毛泽东的名言放在影片开始?
莱昂内:我必须清晰地定义这些东西，而毛泽东这句话深深地打动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曾想把影片叫做“ Once upon a time. the Revolution”(革命往事)，可只有法国保留了这个名字。在意大利，发行商怕与贝托鲁奇五年前的一部片子《革命前夜》( Prima della rivoluzione)混淆，所以我选择了“ Giu latsta”，意思是“卑躬屈膝”( courbet l’ chine)。在一些英语国家，他们删掉了毛泽东的话，然后把片名改为“为了一小把炸药”( A Fistful of dynamite)。

什么混蛋!我还没说影片被剪掉的段落的数量呢。在多数国家，没有最后的闪回，这太严重了!我记得这场戏似乎只在法国版本里被保留了。我们看到两个爱尔兰人爱上同一个女人。这不仅是开化的意识形态或性爱自由，还有一个象征的维度:这个女人，就是全世界都想拥抱的革命，而科本在他所抽的填满炸药的奇怪烟草中看到了这些画面。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做梦，在想象，还是在回忆。他仅仅是找到了自己的幻想。我插入这场戏，是让人们觉得斯泰格仿佛也看到了科本的这个幻想……所以，他们最终汇合了，就在爱尔兰人引爆炸药之前。他用把自己炸飞的方式逃离现实，选择死亡。他把这些狗屎和失望留给了斯泰格，他把他的梦丢给了他。这更悲观，因为没有出路。

《摩登时代》

永远不要用一种理想去联合农民和知识分子，最后总是知识分子背叛农民。在这里，他利用幼稚创造了一个英雄，利用他抢劫 Casa verde银行的愿望，让他变成英勇的革命领袖。幸亏有这样一个形象，我才在这场戏里向卓别林的《摩登时代》(7heModern times)致敬。您能想起来他(卓别林)捡卡车上掉下来的红旗那场戏吗?所有人都跟着他跑，他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就成了领袖。就像在《革命往事》里，斯泰格去找金子，结果找到一群想跟随他的政治犯，还有民众。对于科本来说，这是一场善意的闹剧( bonne farce)，但它必然会造成某种后果，玩笑最终给这个幼稚农民的全家带来了死亡。友谊确实存在于这两个男人之间，但这个友谊有着浪漫的一面和犬儒的一面。当爱尔兰人把这种意识带给墨西哥人时，他成为最失败的人。

森索洛:在1970年代，人们对爱尔兰革命军谈论很多。您对爱尔兰革命有什么特殊的感受?

《双虎屠龙》

莱昂内:谈到爱尔兰，我想说说约翰·福特在他一生中拍过的最耻辱的部电影，这就是《沉静的人》( The Quiet Man，1952)。对我来说，那就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是对爱尔兰现实的畸形颠倒( inverse aberrant)!我承认约翰·福特不再生活在那里了，他是美国人，他的世界是不同的。但他永远不会是孤单的，他总需要与共同体( communaute)生活在一起，或是剧组，或是家庭，或是军队。总之，是集体。但那是孤立的群体( groupe isole))…他要在《双虎屠龙》中改变，他的全部作品都变了。我们看到一个人对立于他的群体。在他最后的作品《七女人》( Seven women，1966)里，同样是某个人面对种集体观念的思想。但在《沉静的人》那个时代，他创作了一个没有任何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的暗示的故事，但那场运动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比今天还要活跃。诚然，那个故事很美，但让我不习惯的是它发生在爱尔兰。他向我们展现的这个国家就像天堂般的乌托邦，而且他从未宣布那里是乌托邦，他甚至想让人相信那就是日常生活。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森索洛:但是科本扮演的人物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在您的作品里是一个比较新的人物，他经历过爱情、革命和他的所有思想。他后来只想死，他不再相信他的炸药。
莱昂内:炸药是革命者的第一武器。不是冲锋枪!不是左轮!不!革命的神是炸药!而他，是个爆破技术专家，他所有的思考都与这种科学有关。于是，当他留在那座桥前架起机枪，从他的角度看，完全就是有意识的自杀。在那儿，他经历了一切，他甚至看到了背叛，他不再相信革命中的一切

《黄金三镖客》

在梦中，他的爱尔兰朋友的背叛，以及罗莫罗·瓦利扮演的这个人物的背叛，不再是像《黄金三镖客》那种闹剧式的背叛，肖恩/科本的战争变成了个人行为，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由于要跟他留在桥前，胡安/斯泰格妨碍他安静地死去，更坏的就是他们最终逃脱了死亡，而他们想保护的人却被处决。他们因场完全疯狂的行为而幸免于难，我很喜欢这种黑色的讽刺。

森索洛:在火车上，科本把马德罗( Madeira)交给了斯泰格，但在之前，他用帽子打这个独裁者，这一段给人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
莱昂内:我坚持用这个动作。用帽子打，要比耳光更讽刺，它把这个政客还原为狗屎上的苍蝇。看着这个场景，胡安/斯泰格什么都明白了森索洛:说到这，这个人物既温柔又粗俗。

莱昂内:在这种幻灭的意义上，温柔是最后的希望。在展现斯泰格面对枪决那场戏时，我把温柔与粗俗以一种极有意味的方式混合在一起。一只鸟在他头上拉屎，他看着，他的评语非常简单:“对于别人，你歌唱!”但还有其他原因，让我用了这两样东西:我要终结传统西部片和我所创造的西部片。此外，影片开头，斯泰格与那个豪华马车中的女人在竞技场上做爱，而不是决斗。我用一场普通且粗俗的戏取代了英雄表演。这是一种不错的方式，表现出我想在这部影片里实现的真正方向。接下来，我剥光了贵族们的衣服。当他们被掀翻在垃圾堆时，人们听到第一声爆炸。于是，第二个主人公出场了，他骑的不是马，而是摩托，于是我们开始了一部关于友谊和政治的电影

美国往事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接下来，我对我工作的一个时期进行总结，所以我重新上演了我之前影片的主要情节:抢劫银行、炸桥…我努力以不同方式背叛这些情节，但忠于我的风格。很快，我意识到《革命往事》变成了一个新三部曲的第二部。在《西部往事》里，我展现了母系社会的诞生和缺乏雄性力量的世界的到来。在这部里，通过这个革命年代，我到达了美国的“第二边界”。在这之后，我知道我将能讨论我最后的幻想:我与美国的关系，失落的友谊与电影。因为从《罗德斯岛巨像》到《美国往事》，我从未忘记电影在我工作中的映照，它(我的工作)充满了对电影的引用。而这一点存在于所有可能的意义中……

《西部往事》

森索洛:尽管您对政治很伤心，但您这部电影并不缺乏幽默·

莱昂内:伤心，当然。因为很多朋友死去。其他的，因走上仕途而变得恶心。我父亲的苦难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这影响了我的一生。然而，我需要在我的传奇中纳人幽默，这是必要的“碳氢原料”(carburant)，一个精明而智慧的人给我影响很大，那就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安德烈奥蒂”，他在政治演说和日常生活中都很幽默。我甚至可以说，他是在政治地探索幽默，凭借一句充满机智的话，他能在一场艰难的辩论中成为胜利者。这很有教育意义……就我自己来说，我在幽默得以传播的语境小心地运用它。这与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故事或者维克多雨果(ictorHugo)的《悲惨世界》(Lesmiserables)里体现的精神类型不同。可惜啊!影评人不喜欢类型的混合。他们不知道莎士比亚曾多少次教过我们把幽默混合在悲剧中，而卓别林知道这么做。此外，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从未因他的影片而获得奥斯卡奖。

森索洛:但是，所有的评论都推崇《革命往事》。

莱昂内:甚至有人把我比作维克多·雨果。但我根本不在乎。我从不会改变我的风格以迎合评论。我知道有一些导演总惦记某些电影杂志的观点。他们忘了应该去做他们感动的东西，他们也忘记了真正的观众。这太可悲了，他们最终不再拥有原创性和真实性。

荒野大镖客

森索洛:今天，您怎么看《革命往事》?
莱昂内:这不是我最钟爱的电影，但这是让我付出最多的一部，就像个没培养好的孩子。我为它操了不少心。之后，某一天，在巴黎，发生了一件让我感动的事。这部影片刚在法国上映，我跟几个朋友吃饭，受在另一桌用餐的一位先生嘱托，服务生给我们拿过来一瓶香槟酒。我打开它，举杯向送酒的那位慷慨的先生致意。那个男人站起来，来到我们的桌子旁。“莱昂内先生我是意大利人，我娶了一个法国女人。我们有两个儿子，他们是法国国籍，他们不了解意大利。这有些遗憾。现在，我必须向您介绍您正在喝的这瓶香槟。我想赠予您的不是仅仅一瓶酒，而是一整座酒厂。因此，我必须对自己诚实一点，我要给您解释送您这瓶酒的原因。我跟您说过我有两个儿子，他们分别是22岁和20岁。在政治上，他们像疯了一样，彻底反对我的个人观点。我们生活在非常激烈的争吵中。因此他们离开了家，这给我和我的妻子带来非常大的不幸……很多年了，我们都没有见面……而正由于您的《革命往事》，他们回来跟我们住了。他们对我们说，您的影片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多么错误。他们向我道歉。他们永远地回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您的电影，这就是为什么我送您这些东西。”我非常感动，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对他说，他说的所有这些对我来说要比世界上最好的影评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