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吧新时期的电影纪录片（1976—1993）
1976年10月，中国的历史并未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立即进入新时期，而是经历了两年的徘徊阶段。在此期间，虽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但是文革时期和以往的党内错误并未得到彻底清理。直到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才进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时期。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时期回荡在中国大地上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改革”与“开放”：改革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向国际社会开放封闭已久的中国。
新时期中国纪录片领域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新闻片与纪录片分离，以及纪录片观念的演进。电视新闻的迅速发展迫使电影新闻片淡出银幕，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分离促使电影工作者和电视工作者共同探讨纪录片的观念。电影工作者在摆脱新闻片的影响以及尝试纪录片的创新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电视工作者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与国外合作拍片的方式也进行了宝贵的探索。然而，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将新闻片与纪录片混为一体的电影和电视工作者来说，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分离以及纪录片观念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90年代初期才基本实现与国际流行的纪录片观念的对接。
新时期中国纪录片领域发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电影纪录片逐渐衰落和电视纪录片迅速崛起。电影纪录片走向衰落，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内在原因，主要是以往那种高台说教式的纪录片已经难以满足观众的多层次需求，尤其是在实施改革和开放政策后，观众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变化；外在原因，主要是电视纪录片的迅速兴起夺去了许多电影纪录片观众。然而，任何新兴媒体的出现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原有媒体，而是利用原有媒体的优势和历史积累，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之间既存在矛盾又相互依存。电影纪录片在走向衰落之前，依然创造了辉煌的作品。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拨乱反正阶段。平反文革遗留下来的大量冤假错案，处理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步骤，电影工作者为此摄制了一系列影片。1979年，新影厂编辑了为天安门四五事件平反的《扬眉剑出鞘》，制作了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平的《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朱德委员长活在我们心里》、《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等。198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摄制的《先驱者之歌》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普通战士的事迹。1982年，八一厂摄制了反映老一辈军事将领历史功勋的《光辉业绩》。1983年，新影摄制的《毛泽东》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阐释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
在一些电影工作者关注历史的同时，更多电影工作者将目光转向现实，拍摄了反映各种现实问题的影片，如：反映普通人家得到平反的《金凤凰飞进光棍堂》（1979），纪录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奋起还击》（1979）和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钢铁长城》（1981），激励青年人奋发图强的《莫让年华付水流》（1981），反映人民群众新的生活需求的“美”的三部曲（《美的旋律》，1978；《美的心愿》1979；《美的呼唤》，1982），反映新时期体育事业突飞猛进的“力”的三部曲（记录第四届全运会的《新起点》，1979；记录第九届亚运会的《夺标》；1983；回顾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国际比赛历史的《零的突破》，1984）和记录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拼搏》（1982），展现中国科学家探险的《南极，我们来了》（1985），反映祖国统一心愿的《海峡情思》（1983）、《香港一百天》（1984）、《澳门沧桑》（1986）等，以及大量报道改革开放进程、四化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影片。
虽然早在50年代一些纪录电影工作者就曾指出，纪录片不仅应该是“报纸的兄弟”而且应该是“艺术的姐妹”，但是只有到了新时期他们的艺术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个时期，由老中青三代纪录电影工作者组成的创作队伍都奉献出了精美的作品，中年纪录片工作者的作品尤其引人瞩目，除了上面提到的陈光忠的两个三部曲，还可以例举其他一些编导和摄影创作的影片，如：《滇藏路纪行》（1978），《潜海姑娘》（1978），《竹》（l979），《三江秋色》（1979），《蓝天抒情》（1979），《奇妙的画廊》（1980），飞毽（1981），《老北京的叙说》（1984），《九寨沟梦幻曲》（1984），《“一”的启示》（1987），等等。
为了适应新时期国内传播和国际交流需要，有关机构适当调整了拍片策略。比如，新影自1978年起将《新闻简报》改版为《祖国新貌》，在选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也有所改变，不仅有叙事性的报道，也有短小精悍的特写、散文、报告文学。中国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新影厂与其他电影厂有计划地拍摄了对外宣传片，对外发行的杂志片《今日中国》也进行了改版，每期反映的内容更概括更集中更凝练。从1977年到1984年新影共摄制了长纪录片120部758 本，短纪录片1036部1975本，期刊片446本，总计3179本，每年约400本。80年代中期以后，新影拍摄的纪录片逐渐减少，至90年代初每年只拍摄两三部长片和200本左右的短片，其他电影厂拍摄的纪录片更少。
电影纪录片逐渐衰落，电视纪录片迅速兴起。1978年5月1日，成立于1958年的北京电视台改称“中央电视台”。一年之后，北京市成立北京电视台，全国的省级电视台也全部成立，形成了覆盖广泛的电视网，而且电视机的数量迅速增长。1979年全国只有485万电视机，但是此后这个数字以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台的幅度疾速增长。1983年，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制订的“四级办电视”的政策更是促进了全国电视业的大发展。电视观众的激增带来了对于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各种电视节目的需求，从前依赖播放电影节目的状况亟待改变，电视人必须拍摄自己的纪录片。
中央电视台1978年开办的《祖国各地》播出过不少纪录片，在当时的电视纪录片栏目中独树一帜。进入80年代，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系列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1980）、《话说长江》（1983）《话说运河》（1986）等曾经引起强烈的凡响。此后，宣传改革的政论片《迎接挑战》（1986），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而制作的《长征，生命的歌》（1986），为纪念建军50周年而制作的文献纪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1987），都在当时产生了轰动的社会效益。地方电视台也拍摄了许多优秀电视纪录片，这些影片大多在中央电视台1989年初创办的《地方台50分钟》（后改为《地方台30分钟》）栏目中播出。这个栏目的整体水平很高，以至于1990—1992年的电视文艺节目“星光奖”将大多数优秀纪录片和艺术片奖颁发给了曾经在这个栏目中展示的作品。此外，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也获得了很大发展，而且电视台在拍摄人类学纪录片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1991年，中央电视台制作和播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望长城》，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史上的一部里程碑之作。影片以摄制组的活动为线索，动态地表现了长城两侧人民的生存状态。影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自始至终的同期声、主持人的积极参与、长镜头的广泛运用、追踪拍摄事件的进程，所有这些手法都在当时的中国电视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鸣。这部影片带动了一大批同类风格的电视纪录片的出现，如《远在北京的家》、《大三峡》等。此后，电视纪录片迅速成为电视节目的新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