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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作为

乱作为必然引起负反馈。
1
大概在二十多年前,我所在的单位发生了一件杀人案。一个闷热的夏夜,某年轻战士晚饭后和几个朋友一道去夜市喝啤酒。这在当时的新疆鄯善,虽然不符合规定,但由于气候极其炎热——白天气温经常高达47度,且没有禁酒令的约束,倒也并不鲜见。问题在于那位年轻的小伙酒后失控,仗着人多势众,对同在马路上溜达的一位陌生民工大打出手,还在对方逃跑时紧追不舍,拳打脚踢。这就激起了对方强烈的反应——民工在情急之下,掏出水果刀对战士连捅几刀,当场致其死亡。民工当然犯了重罪,但事件的起因确实是那个小伙乱作为。
几年后,还是在那个单位,又发生了一件事。这年春季,某首长向营房股负责绿化的王助理就营院绿化问题作了具体指示。王助理作风实在,当即按要求落实。但是,王助理的工作被另一位军事首长看到后,因意见不同,受到了严肃批评。北方人说话随便,首长偶尔在不经意中会带上“他妈的”之类的字眼。王助理感觉很委屈,解释了半天,但首长不听,他只得忍气吞声。次日早操,该首长见操场边上的三叶草长得稀稀拉拉,就把王助理叫出来批评——批评的时候,又随口带出了“他妈的”的字眼。可能是因为当着所有人的面,王助理觉得丢了面子,当即恼羞成怒地回骂:“你才他妈的呢!”声音很大。这是所有人都在的公众场合。我们都听到了,不由停下动作,开始发愣——谁都没料到,会出现这一幕,都不知如何是好。要知道,当时各级首长是非常有权威的。好几次早操结束后,只要首长不离开——往往是蹲下拔杂草,我们所有人就都不敢去洗漱,更不要说去吃早饭,只能老老实实跟着拔草。并且,因为我们都在队列里,连个上前圆场的人都没有。现场极为尴尬。现在想起来,军事首长确有乱作为之嫌。
2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中写道:
“有些会议,从午后二时起,讨论问题,研究章程,此问彼难,风起云涌,一直到七八点,大家就无端觉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气愈大了,议论愈纠纷了,希望愈渺茫了,虽说我们到讨论完毕后才散罢,但终于一哄而散,无结果。”
他又说,有那么一些人,“只要有银钱在手里经过,即使并非檀越的布施,人是也总爱逞逞威风的,要不然,他们也许要觉到自己的无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当铺却用这样的势利脸和高柜台;明明用银元去换铜元,钱摊却帖着‘收买现洋’的纸条,隐然以‘买主’自命。钱票当然应该可以到负责的地方去换现钱,而有时却规定了极短的时间,还要领签,排班,等候,受气;军警督压着,手里还有国粹的皮鞭。”
“不听话么?不但不得钱,而且要打了!”
“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
鲁迅先生描述的,是典型的乱作为。
3
上世纪二十年代,部分北大学生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考试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的活动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只要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撅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
1922年10月,北大教授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此举令部分学生大怒,马上揭竿而起,纠集一干人马气势喧腾地来到办公楼前示威,要求学校立即取消这一规定。蔡元培闻讯赶到现场,告诉示威的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则,但学生并不把这位使旧北大脱胎换骨的“北大之父”放在眼里,继续高喊口号,张牙舞爪地拥进教室和办公室,四处寻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誓要砸烂他的“狗头”。蔡元培见对方如此嚣张,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面目,怒目圆睁,一边把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之上,一边摇摆着拳头,声色俱厉地大叫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蔡元培向示威的学生逼近几步,对方就后退几步,但始终围成一个半圆形,如同群狼围攻猛虎,跃跃欲试又不敢强攻,双方陷入难分难解的僵局。在这情形下,北大教务长顾孟余出面表示延期收费,紧张的局面方得缓和。——当然,学生明白,所谓延期即是取消,示威者再度取得了“胜利”。
蒋梦麟当校长后,情形也没变得更好。有一件事,蒋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部分学生盛怒之中,关闭了学校大门,把蒋梦麟关在校长办公室。情势紧张中,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电话问蒋是否需要找警察救援,被蒋谢绝。大门关了两个多小时后,由于需要进出的教员与学生太多,在各方叫骂、推搡甚至厮打之下,带事学生不得不重新打开校门,蒋梦麟也被教员们从办公室解救出来。但闹事者仍紧跟不舍,叫骂不绝。此事的结局是,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被学校评议会宣布开除。
学生们还经常把矛头对准号称由“猪崽”议员们组成的“腐败之家”——国会。有一天下午,几千名学生包围了国会,要求取消议程上若干有关教育的议案,与守卫的警察发生冲突。部分学生气愤之余,从天津偷偷运来三颗炸弹,准备炸议会,幸好被学校领导劝阻,才将炸弹运到城外丢到河里。几个星期后,一位渔夫捡到其中的一颗,把炸弹提在手里摇来摇去,希望弄清楚是什么东西,结果轰隆一声,炸弹爆炸,渔人被炸得血肉横飞。
这都是乱作为。
4
1944年,同济大学出身的学生兵黄克鲁亲眼目睹了通讯营营长贪污腐败的行径,大感不平,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姿态出面制止,结果被对方扇了两个耳光,打翻在地,拖进一间黑屋子关了禁闭。
另一位同济出身的学生后蓝文正,在集训时不服从长官的口令,还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之类的话顶撞。长官怒不可遏,当场下令将其拉出训练场,就地枪决。
同济医学院出身的学生生许耀祖,因受不了法西斯式的军事专制和特务统治,几次逃跑未果,在一次次响亮的耳光和枪托敲打的哀号声中,最终精神失常,整日叫喊不止。有一天,许祖耀大脑突然清醒过来,备感苦痛,悄悄来到训练场,捡起一支步枪,口含枪筒,手扣板机,饮弹自尽。
5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同月,西安农业展览馆举办了“三门峡工程图片资料展”。在门口最显赫位置的一块展板上,书有“圣人出,黄河清”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其时,简体字刚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被简化了的“圣”字(繁体为“聖”),围观者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忽然,当地人送外号“二杆子”的一个中年汉子高声朗读道:“怪人出,黄河清。”话音刚落,“二杆子”就被现场的保卫人员三拳两脚掀翻在地,五花大绑押入公安机关,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打入大牢。
这当然也是乱作为。
6
据莫言回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家在干部的指挥下搞大兵团作战,今天跑到这里来,明天跑到那里去,战天斗地。很多的工程,有的有用,有的无用。比如说挖的水库,是有用的。但也做了很多的无用功,好好的一个山头,非要把它炸平,好好的一条河流,非要让它改道,做了很多没有经济效益的事。
这些乱作为,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7
1870年9月6日,英国皇家海军铁甲舰“船长”号在第一次航行中遇到风暴沉没,船上473人全部丧命。
事后调查,“船长”号失事的主要原因有三条:1.“船长”号设计以蒸汽机作为动力,却又画蛇添足地安装了风帆桅杆;2.工人在造舰时唯恐用料不足,大多数零件的重量超出设计标准,导致完工的军舰整体重量比设计重量多了747吨;3.船上安装的两门旋转炮塔,导致军舰上部过重,重心上移,稳定性欠佳。
显然,“船长”号失事的根本原因是乱作为。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乱作为意味着隐患,后果可能极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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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乱作为可以弥补,有些乱作为永远无法弥补。比如,一些成年人会对孩子说:
“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强迫。
“某某可以,你怎么做不到?”这是羞辱。
“再不回家,明天就不许出门!”这是威胁。
“你这是弄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是否定。
“你不听话不认真,妈妈就不要你了,不喜欢你了。”对于6岁之前的孩子来说,“妈妈不要我了”意味着“我就要死了”,孩子听到这些话产生的恐惧,跟面对死亡的恐惧是一样的。
父母乱作为对孩子心灵的杀伤力,远远超过肢体暴力。敏感的孩子会慢慢变得孤僻、自卑、畏缩,永难抬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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