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狷介刘文典

刘文典字叔雅,祖籍安徽怀宁,1889年生于合肥。他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还是一位爱国志士。
一、学问
刘文典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以《淮南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震动文坛。因这两部巨著,他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为学术界广为推崇,一度被蒋介石称为“国宝”。
在清华任教时,刘文典是最有学术威望和受学生欢迎的名教授之一。在清华大学学生主办的刊物《向导》中,有一个学生这样描述他:
看见刘先生清新美丽的文笔,缜密新颖的思想,辄幻想作者必定是一位风流倜傥、才气纵横的“摩登”少年。后来又从书铺里看到刘先生的大作《淮南鸿烈集解》,读一读卷首古气磅礴的自序,再翻一翻书中考据精严的释文,才又悟到作者必定是一位架高鼻梁眼镜、御阔袖长袍而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因为有这一种观念在脑子里,所以考入清华那年……单选这位善解文字给人种种不同印象的刘叔雅先生。但当第一次看见刘先生时,这种矛盾无稽幻想,一下子就逃走得一往无踪了。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里面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哪!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且说刘先生外观虽不怎么动人,然而学问的广博精深,性情的热烈诚挚,却是小子到如今仍觉得“十二成分”地佩服的……把明末清初的事迹如数家珍般地一一说给我们听,并且在黑板上列举了许多典故。像这种博涉群书而又能驾驭的力量,岂是时下读两卷小书便以学者自命的小鬼们所可与同日而语的?
据周作人回忆,“刘文典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挟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不能坠。万一坠落书上,烟烬未熄,岂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经意。”
刘文典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是指马叙伦或冯友兰(马冯二人当时都从哲学的角度讲《庄子》),还有人说这半个是指日本某学者。其真正的意思,是说在中国懂《庄子》者,只有他自己一人。刘文典如此自夸,并不是信口开河,他一直有“活着的庄子”之称。在某次课堂上,刘文典讲《庄子》,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去听讲,刘见了并不打招呼,仍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吴宓字)兄以为如何啊?”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见此情景,刘文典与学生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刘文典的讲课,别出心裁,自成一格,成为学生甚至教授难得一见的“另类”。在《觉醒年代》中,“另类”的辜鸿铭讲课时,身后站着两名跟班,其中一人端着大盘子,供他饮茶漱口。事实上,辜鸿铭在北大进出,确实有一个仆役端茶递水,不过,这个仆役是个洋人。刘文典也和他差不多,每逢上课,先由校役提一大茶壶,外携一根两尺来长的竹质旱烟袋,端放讲堂的桌上。刘讲到得意处,一边喝茶吸烟,一边解说文章的精义。据学生宋廷琛回忆:刘叔雅师初到云南的第一学期三个月内,讲授“文选”一科,只选了十几篇较短的辞赋来讲解,上课时间是每星期六下午二时,连讲两个小时中间不休息。宋说,“印象最深者有《芜城赋》《海赋》《月赋》三篇,他老先生讲到兴会得意时,才不理会什么四点钟的下课铃,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有一天他老先生才上了半小时的课,讲完了上一课未完的一篇文章,他突然宣布道:今天提早下课,改在下星期三(农历五月十五日正值月满之期)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届时在校园内摆下一圈座位,听他老人家坐在中间讲解《月赋》,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许多教授闻讯纷纷前来看稀奇,刘见众人越围越多,甚是得意,乃像集市上说书艺人一样,神情激昂,时起时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那瘦削的身子前仰后合,长衫下角左右摆动,颇有仙风道骨之态,直把众人引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过瘾”!
西南联大曾流行过一阵红学热。以吴宓为首的西洋“海龟”,研究红学主要从西方文艺理论着手,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加以阐释。而对《红楼梦》素有研究的刘文典也经不住师生鼓动,摆出一副要与吴宓等人“唱对台戏”的姿态,采用自清代兴起的“索引派”手法,对红楼中的语言故事,进行“寓言式”破译。每次讲红学,吴宓等西洋“海龟”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气度轩昂,一副绅士风范。而留学东洋的刘文典登台时,则白发飘飘,一身粗布长衫,圆口平底蓝帮布鞋,手里端着一杆比胳膊还要长的竹质旱烟袋,摇摇晃晃,一副“之乎者也”的乡村私塾先生模样。于是,在西南联大的红学热中,就兴起了两个不同的派别。据当年听过课的学生回忆,吴、刘二人对《红楼梦》的另一个不同讲法是,吴宓在讲解时,往往把自己摆进叙述主体之中,来一点“现身说法”。由于吴对梦中情人毛彦文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因而在演讲中经常失控,把自己追求毛彦文的情事抖搂出来,成为学生们记忆中的亮点。有一个晚上,吴宓主讲《文学与人生》课,讲着讲着头脑一热,嘴巴失控,扯到了《红楼梦》并将自己摆了进去,大谈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识彦”的往事,听者为之拥塞。
而刘文典第一次讲红学时,组织者考虑到刘可能不是吴宓等人的对手,为避免当众出丑,专门安排在一个小教室开讲。想不到来者甚众,只好改在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又改在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随后,在月色朦胧的广场上,刘文典纵横捭阖,大显神通,把众人听得目瞪口呆,啧啧稀奇。据亲自聆听过讲课的经济系学生马逢华回忆,刘文典一出场就摆出非同凡响的名士派头,事先由组织者在校园里广贴海报,时间定在某日晚饭之后。到了晚间,大批学生早早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由于经常停电之故,讲台上燃着烛光,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烛光摇曳中,但见刘文典身着长衫飘然而来,如仙人降世般落座,一个身穿长裙、容貌靓丽的女生扭动细腰,上台为其斟茶。刘文典从容端杯饮罢一盏茶水,象征性地清清嗓子,而后霍然起立,像戏台上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道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只,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吃一口——就行了啊!”
停顿片刻,未等台下听众回过神儿来,刘氏又颇为自负地接着大声道:“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说罢拿起笔,转向在旁边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药溆”四个大字。扭头环视四周,慢条斯理地问:“为何我要专写这四字,其中必有隐情奥秘所在,有微妙啊!”见众人皆为这一噱头提起了精神,后面围观者更是伸长脖子,等着听他的“下回分解”,刘大师这才摆开架势,以“索引派”的手法,开始破译这一“寓言式”的四字密码……
按刘文典的解释,作为后妃的贾元春在宝黛二人情窦初开时,就不赞成二人相爱。此说一出,众人无不称佩,都说遇到了“真宝玉”,刘教授不愧为国宝级的大师!刘随之声威大震,名冠一时。之后的日子,每逢刘文典讲演,听者云集,广场听众有如翻江倒海。
连经常与其唱对台戏的吴宓,也对刘文典的学问极其服膺。除经常混迹于学生中间听刘讲《庄子》,吴宓还经常把自己作的诗文交给对方修改、润色,每与同事交谈,必对刘文典赞不绝口。
刘文典讲课,不只是精彩,他更在意的是培养真正的读书人。抗战期间,经陈寅恪推荐,刘到云南大学任教。开课的第一天,刘文典就有一段奇特的开场白:“今天先跟你们讲讲怎样翻书。”
“有些读书人,书读了不少,却连翻书都不会,有的用指甲把书页掐起来,有的用手指舔着口水去沾,简直是对书籍的糟蹋,哪像个读书人的样子?要读书,首先要学会翻书。”说着,他拿起一本线装书,书脊向下,用手扶着直立在讲桌上,边讲边做示范……
他说的乱翻书的习惯,主要与边地生活有关。云大学生大多来自下层人民,但刘文典并没有嫌弃,从一开始,他就着意把他们培养成读书人。
另一次,青年教师陈红映读报时发生口误:读到“束缚(fu)”一词时,不自觉地露出湖北方言,读成了“束缚(bo)”。当汤鹤逸先生出面纠正时,刘文典笑着说:“那是唐音。”替陈红映解了围。陈红映后来成为著名庄子研究专家,与刘文典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由于刘文典的学问之大、名气之高,其润笔也极高。据吴宓日记载,有一次他参加朋友的宴会,几杯酒下肚后,一位曾在北大任教,后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博士说,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曾主持云南《大理县志》的编辑事宜,得款近十万元,“又传典撰、炜写缪云台母墓铭,典得三十万元,炜得十万元,未知确否”。这里的“典”,指的就是刘文典,写了一篇墓志铭,得了三十万酬劳。与每个月几百元薪水相比,这确是一个天文数字。
二、狷介
所谓狷介,基本意思是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实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清高,二是固执。刘文典的最大特点就是狷介。
周作人晚年回忆刘文典:“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能择言,自以籍合肥,对于段祺瑞尤致攻击,往往丑诋及之父母,令人不能记述。”周作人说的,是刘文典与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为安徽同乡,却经常骂段“乌龟王八蛋”,并与段氏家族势同寇仇。但是,刘与李鸿章也是同乡,却与李家后代非常要好。卢沟桥事变后,李鸿章的孙子李广平曾在昆明省政府任秘书,有点经济实力。刘文典与李颇为投机,关系亲密。每次刘断了炊,便书纸条一张,上写四个字“刷锅以等”,使人送交李,李广平得字条,便差人送一点钱为其救急。
不光骂过段祺瑞,刘文典还踹过蒋介石。
1928年8月,刘文典由北大回老家创办安徽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行校长职。11月,安大发生学潮。安徽省代理主席孙孟戟不能解决,恰好蒋介石到安庆视察,接到报告后,决定召见刘文典予以“训示”。
其时北伐成功不久,蒋介石是事实上的一国之主,正当年轻气盛、春风得意。可刘文典根本没把蒋放在眼里,只把他当作一个操枪弄炮的匹夫。
那天,刘文典被一帮军警带入省府堂厅,见蒋介石端坐大堂正中,做审讯状望着自己,略吃一惊,又很快镇定下来。刘既不脱去帽子,也不向对方行礼,径自找了把椅子昂然而坐,做不屑一顾状。蒋一看对方的派头与架势,头上的火星顿时直往上冒。刚要发话,又见刘文典从身上掏出烟盒打开,抽出一支香烟,擦着火柴点燃,旁若无人地猛抽开来,烟雾直冲蒋氏的鼻孔。对抽烟喝酒向来极度厌恶的蒋介石见此情形,认为是对自己大不敬,心头之火再度上蹿,严厉喝道:“你就是刘文典?!”
刘氏抬了下头,吧嗒一下眼皮,口气生硬的回道:“字叔雅。”
蒋介石强按怒气,斥责刘身为国立大学校长,说文解字,为人师表,竟如此混账,对本公无礼云云。面对大动肝火的蒋介石,刘文典坐在原处,仰头喷着烟圈,鼻孔朝天,极其鄙夷地哼哼了一阵。蒋介石越看越恼火,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愤怒,猛地蹦离座椅,冲上前来指着刘文典的鼻子,让其交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与煽动学潮、带头打砸抢烧的共党分子,严惩罢课学生,等等。
见对方如此举动,刘文典顿时火起,跳将起来,反指着蒋的鼻子厉声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就是了;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自会料理,由不得你这个不成器的狗东西新军阀来多管闲事!”
蒋介石闻听此言,怒火冲天,嘴里喊着:“大学学生黑夜捣毁女校,殴伤学生,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话毕,照准刘文典的面部,“啪啪”扇了两记耳光,而后,又抬腿在刘的屁股上猛踹两脚。刘文典没有防备,一个趔趄,身子被踹出五六步远,头“咣”的一声撞在一个木头柜子上,木柜“轰隆”一声倒在地上,刘也在惯性作用下扑倒在地。但仅一眨眼的工夫,刘文典就于满地乱书中一个鲤鱼打挺,跃了起来,身体后转,倏地蹿到蒋介石面前,飞起一脚,只听“噗”一声闷响,正中蒋介石的裆部。蒋“啊”了一声,躬身猫腰,双手捂住下半身,在屋内转起圈来,额头的汗水一滴滴往外冒。众人见状大骇,卫士们一拥而上,将仍在抖动拳脚做继续攻击状的刘文典拿下,并速将蒋总司令抬上汽车,送医院急救。
蒋介石在医院病床上抢救半天,总算化险为夷。为解心头之恨,他下令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文典下狱,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把为首捣乱滋事的共党分子捉拿归案,严刑正法。
消息传出,安徽学界和民众群情激愤,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校长,收回成命。蔡元培闻讯,迅速联络蒋梦麟、胡适等学界大佬,共同致电蒋介石,历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宣传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鞍前马后奔波劳苦的功绩,只是语言唐突,并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力保其无他”,要求将其开释。与此同时,国民党要员陈立夫等也出面斡旋。面对全国上下的强大舆论,加上蔡元培等名流大腕的影响,根基并未牢固的蒋介石为个人威信与政治大局考虑,答应放刘,但必须以“立即滚出安徽地盘”为条件。如此这般,被关押了7天的刘文典,才得以走出牢房。
可是,遭了皮肉之苦的刘文典并不服气,在大骂一顿蒋介石后,卷起铺盖,离开安徽,回到北大任教。
若干年后,鲁迅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将胡适谒见蒋介石与刘文典脚踢老蒋的事相对比,内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以此讽刺胡适在蒋介石面前得了软骨症。一时间,此文风传学界,搞得“我称他主席”的胡适大丢脸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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