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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

1
蔡锷临终前,看到窗外日本刚配备的新式飞机正在训练,深受刺激。他挣扎着对身边的蒋百里说:“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
他对自己躺在病房里死去深感遗憾:“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自觉死有余憾。”
蔡锷的遗嘱是口述的,说的都是国家大事,没有一句提及家事。
2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陈寅恪85岁高龄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身染疾病。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日本军队步步进逼,三立老人忧愤不已,情绪低沉。无论家人如何劝慰,他总是忧愤难平,终致一病不起。
卧床期间,每当亲朋故旧前来探视,老人总是撑起病体,以低沉沙哑的声调问:“时局究竟如何,国军能胜否?”当听到马厂国军大捷的消息后,老人特向来访亲友询问消息是否确凿。当了解到中国军队败退,有悲观者称中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必定会丢弃平津而亡国时,老人于病榻上圆睁双眼,怒斥道:“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
此后,老人不再服药进食,欲一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伤心欲绝,大放悲声,仰天长叹:“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延至9月14日,一代诗文宗师溘然长逝。
3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举办招待会,企图劝说北平教育界名人就范。出席招待会的傅斯年拍案而起,严辞斥责萧氏卖国求荣,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据当时在现场的陶希圣回忆:“孟真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愤的壮烈的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北平的教育界,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同人在激昂慷慨的气氛中,开了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自此,整个北平的混沌空气为之一变。
也就在这一年,傅斯年的夫人怀孕,孩子尚未出生,傅斯年就给孩子起名为傅仁轨。按傅氏家族的辈分,傅斯年之后是“乐”字辈,如傅乐成、傅乐焕等。傅斯年不按辈分给孩子取名,是因为唐朝的刘仁轨是中国第一个在朝鲜痛歼日军者。他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像刘仁轨一样,成为痛击日人的民族英雄。
4
1931年,18岁的钱伟长参加高考。他报考了5所大学:清华、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全部“高中”。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
钱伟长的高考成绩是:国文100分,历史100分,物理5分,英语0分,化学和数学一共20分。由于他的文科成绩突出,清华大学国文系和历史系抢着要他。国文系教授杨树达说:“他的文学天赋可媲美外文系钱钟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他学历史一定会取得很大的成就。”
可钱伟长最终选择了物理系。
为什么?因为他进清华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听到消息后义愤填膺:“我要学习制造飞机大炮,报效祖国。”
他找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主任哭笑不得:“你物理才考了5分。”不收。他就天天纠缠,弄得主任招架不住:“试读一年,如果一年后,你数理化有一门考不到70分,就转回文学系。”
于是钱伟长从零起步,开始学习物理。每天早晨5点,他就起来到科学馆去背书。第一年年终考试,他的数理化成绩都超过了70分,如愿留在了物理系……
后来,他成了中国力学之父,为中国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5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派毕士博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的显赫名声,特意邀请李济加入工作队,共同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不论是从专业角度,还是考虑经费保障,李济都非常看重此次活动。但是,李济坚持提出了两个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条件:
(1)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
(2)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不久,毕士博回信说:“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6
190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乡下的童第周,于1931年进入比利时比京大学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生物学,不久转做达克教授的助手。因各方面表现突出,特别是实验结果非常好,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对这位来自东方的瘦小个子留学生赞美道:“年轻的中国人,有才华的中国人!”
1933年,童第周获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他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
回国后,童第周辗转来到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可李庄的环境条件偏僻简陋,给研究胚胎学的童第周带来很大困难。童第周晚年回忆说:“在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有什么条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学校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都没有,工作实在无法开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路过镇上一个旧货商店,无意中发现一架双筒显微镜,心中十分高兴,心想:有了这架镜子就可以开展好多研究工作。当问老板这架德国镜子多少钱,老板开口6万元,这把我震住了,虽说不算贵,但6万元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两人两年的工资。我和叶毓芬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架镜子买下来。经过东拼西凑,向热心科学的几位亲友借了一些,终于买下了这架双筒显微镜。”
买下显微镜后,童第周如获至宝。但是,要做胚胎实验,除了显微镜,还必须有相关配套设施,这令童第周无可奈何。他只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于是,每到春秋之季,童第周便与夫人、儿女及部分学生,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
1943年夏,李约瑟来到李庄,参观了童第周简陋的实验室。此前,童第周依据实验所得的成果,撰写了几篇高质量论文并得以发表,引起国内外生物学界的瞩目。作为世界级生物化学专家的李约瑟,对童第周的一系列成果自是了然于心。但当他看罢所有的实验设备和材料,尽管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有些惊讶地问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器材在这片空地上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实验吗?”
童第周轻声答道:“是的,战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李约瑟沉默片刻,摇摇头,充满敬意地说道:“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写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简直是不可思议!”
童第周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当二人走出实验室准备分手时,李约瑟突然转身问:“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进行实验呢?”
童第周答道:“我是中国人嘛。”
李约瑟点点头:“对,对,中国人,有志气。”
童第周的选择,正如李济所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里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
7
1937年7月底,南开大学遭到日军猛烈炮火打击,校园化为一片瓦砾。
日军为什么要轰炸南开校园?因为他们对南开大学师生长期积聚的嫉恨。
早在192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赴东北考察时,亲眼见到日本人经营满蒙的精心与野心,“今东北各省陷于危局,而我国人士能言之、和之者鲜”,就本着“匹夫有责之义”,回校后立即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并组织教授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料证据,开展学术研究,利用其成果教育民众,提醒军民注意日本人的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东北研究会”编写了20万字的《东北经济地理》,系统介绍东北各省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地理,作为南开大、中学必修课教材,令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
之后,南开大学一直作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与日军、汉奸展开了长期或明或暗的斗争,从而播下了日本人仇恨的种子。由此,战争一来,南开大学便成为日军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
8
在爱国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
1937年7月19日,宋哲元不顾有识之士再三提醒与竭力劝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与蒋介石的命令于不顾,擅自下令拆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将关闭的城门全部打开,放弃一切警戒,又命令各部搁置备战计划,向城外增兵的军队立即撤退,电请已火速北上的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庞炳勋等部停止前进,将主战甚力的冯治安师与主和的赵登禹师换防,以做出“求和”的姿态。按宋哲元的设想,只要中国军队做出放弃一切、任人宰割的姿态,日军就会被深深感动并大发慈悲,手下留情。但事实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发展。
苏联解体前夕的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巴卡京将美国大使罗伯特.S.施特劳斯请到安全委员会,把苏联安装在美国大使馆的窃听器分布图,并附带技术说明书,一并交给施特劳斯大使,以充分展现对美国的善意。
施特劳斯大使接过资料后,说了两句让俄罗斯人万分伤心的话:
一、非常赞赏你们的做法。
二、我方不会这样做。
那意思是说,你们干得好,但我们不会把中央情报局安装在你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窃听器并附带技术说明书交给你们。我们还得继续听你们要干什么。
这话让俄罗斯人伤透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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