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吧在长篇小说《飘》中，玛格丽特·密切尔借男主人公白瑞德之口说：坏家伙总能看到比别人更多的内幕。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其实道出了生活的一种普遍真相。在采访姜文时，我想起了这句话，觉得姜文的魅力就在于他是一个十足的“坏家伙”。
低俗小说 Pulp Fiction (1994)
在中国影坛，姜文无疑是一个异类。他是个从不迎合舆论的人，即使面对多么友善的采访，他都可能对你不客气。他在上海宣传《寻枪》，面对记者们的陈词滥调，他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表现出“冷酷到底”的漠然与不屑，从而再次惹怒了记者。人家争先恐后地来给你捧场，你却用冷屁股对人家的热脸，说姜文有些“混蛋”，可能很多人都会赞同，但我用这个字眼却绝不是贬义。我以为，我们从不缺少盲从和温文尔雅，恰恰缺少的是姜文这种“坏家伙”的“混”劲。“坏家伙”总能比一般人看到更多的真相，这是因为他比我们活得更真实、更率性，不装蒜、不虚伪、不遮掩，不是当婊子又立牌坊。你恭维他、讨好他，即使是出于真心他也可能不买账。因为整个说来，他是个非常自我的人，他拒绝恭维。我想那是他不愿在温情的蜜语中迷失，因为人非圣贤，在恭维中会找不到北的。他很清楚。
姜文的聪明人所共知，他不是大智慧，也不屑于装做具有大智慧的样子。他的聪明是对某种事物执著琢磨之后的清楚与明白，这方面的表现有时就像他扮演的角色一样，带有农民式的狡猾甚至粗鄙。在参观“靖国神社”风波中，面对一些用心不良的质问，姜文的回答是：“杨子荣也上过威虎山，但上过威虎山的不一定都是土匪……”
姜文非常欣赏《愤怒的公牛》的导演马丁·西科塞斯，欣赏《低俗小说》的导演昆汀，他们的叛逆和弥漫在影片中的“混”劲让他颇有共鸣。他自己也承认，他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也挺混蛋的。他喜欢青年导演贾樟柯的电影，他说：“真他妈棒！那里也有股混性。”《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这种“混”劲，实际就是绝不装傻充愣、世故圆滑，是“动物凶猛”和青春无敌。
姜文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在他的角色塑造中，“一根筋”似乎是人物特有的印记，从《红高粱》、《芙蓉镇》、《本命年》到《鬼子来了》以及《寻枪》，这些平凡人物身上都被他赋予了一种“浑不吝”和“一根筋”的轴劲。这种轴劲实际也是民间所说的“浑”，他把这种“浑”升华成一种亲切的血性。
本命年
他和角色之间浑然天成的血肉联系，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他总是可以非常自然地把人物中的焦躁不安、惊慌失措、患得患失逼真地表现成自己。事实上，他角色中的轴劲、匪气、霸气、粗口、拧巴、四六不顺就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奇怪的是，他的这些“恶习”贯穿到多么儒雅的人物身上都显得贴切可信，比如《北京人在纽约》中从音乐人到商人的王启明等。这就是姜文的天才把握，他总能把角色的“恶习”巧妙地转化成人性的魅力。因为从本质说来，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恶习”，只是姜文把它极其人性地展示出来了。
愤怒的公牛 Raging Bull (1980)
在崇尚“难得糊涂”、“得过且过”的“朴素”民风里，姜文的这种“一根筋”和“浑不吝”必然成为难以合作的对象，甚至让人觉得他是“做人有问题”，因此屡屡出现他与人合作不欢而散的事情。我采访过姜文，对他的不合作也有直面的领教。抛开个人情感好恶，我非常钦佩姜文的“混”与“浑”后的透明和真诚。我相信与姜文合作不能是同一层面的天才，如果是就必须要有敢于把天才的尊容贴到地上的勇气和足够天才大度的容忍。
与年轻导演陆川的成功合作，应该是具有最合适的契合点。年轻的无畏和求进，与姜文对新人的期盼和对旧秩序的反叛，这真是天作之合。姜文坦言：“我愿意有更新的一拨人赶紧出来，把局搅乱，这桌牌早就该重洗了！新人出的太慢了！”这就是姜文的“混”劲，他看到更多真相，他不只是说更是在行动，且清醒而有力量。
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