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翻看当下的白领杂志,有一个名字总会潜伏在某些字里行间,在你猝不及防时,与你相遇。当然,我说的是村上春树。起初,还以为只是偶然的邂逅,次数多了,才意识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时尚,如同流感,你很难避免不与它遭遇。村上春树是一个符号,一句时尚的成语,总挂在小资们的嘴边。
我必须惭愧地承认,关于村上春树,除了名字,我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和无数的小资一样,已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时髦的说法是“爱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我还是相信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爱村上春树其实仅是爱他的符号,这个符号所透露出的迷人意境,简直就是一幅东山魁夷的风景画,“村上”还要加上“春树”,乡土、树林、苏醒的土地、农家傍晚的袅袅炊烟,是文人骨子里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态的憧憬。村上的代表作也和他的名字一样充满诱惑,比如《舞、舞、舞》,自由的欢舞已是不少人的期盼,还要反复强调,那欢舞的尽情、深入、无羁,正是小资们喜爱的惟我独“舞”、独“乐”的境界;当然更少不了村上的《挪威的森林》,“森林”已经令人无限怀想,还要是在“挪威”,多么幽雅、神秘而又遥远。
欲望号街车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1951)
村上春树让我明白,爱上一个人原来可以是很简单的,仅仅凭一个符号即可。
由于村上春树的深入人心,不少电影人都跃跃欲试地要将村上的小说改编拍摄成电影,按照其在小资们心中的崇高地位,应该是不愁市场和票房。不久前,有电影发烧友聚集某影迷杂志,煞有介事地筹划起如何摄制,谁导谁演谁美工谁掌镜,甚至谁当服装都让他们内定了。全都是各个行当中的大腕,当然,这一切全是他们想当然的一相情愿。
符号影响人的好恶取舍,在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据说,当年蒋介石在某部视察时,偶见有小军官名叫王万年,此名让他过目难忘,在后来的几次视察时,均问到“王万年如何”,使被问的人以为王是蒋的亲信,遂得以官级连升。我不知蒋介石为何对王万年的符号情有独钟,想必是这个符号的意头暗合了蒋的心思,若将该名设成谜面就是“总统万岁”嘛。
在我狭隘的阅读实践中,对有些作家的接受经过了较漫长的时间,原因就是因名字而生的偏见,仅仅凭作者的符号就不想读他的书,比如“贾平凹”、“阎连科”。前者古怪别扭、后者像个官场的势利小官,直到两个人已在文坛大火之后,才很不情愿地尝试一读,这才发觉自己是错过了。在观影中,因名而生看之欲望的现象更是普遍,我相信直译的《撞车》、《洛丽塔》肯定不如《欲望号街车》和《一树梨花压海棠》更吸引观众的眼球。人是感性动物,总有如符号之类表面的东西,其形、音、意影响或左右着我们的判断。
一树梨花压海棠 Lolita (1997)
在符号问题上,我一直是个复古主义者。我们今天的人名太过简单,简直如同数字般枯燥、无意义(这也是造成今天无数人重名的原因之一)。我以为应借鉴日本的习惯,以四字或五字入名,既有信息量,又有意境,还能避免重名。以我的经验,多字的符号往往比少字的还要易记,比如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比如当红歌星“斯琴格日勒”,音节的抑扬顿挫,句式的回环往复,以及其中朦胧而丰富的寓意都让人难以忘怀。
符号虽然表面,但确不容忽视,“名不正则言不顺”,连最表面的事情都搞不好,何谈深入呢?
最近,我从一本电影杂志上看到了村上春树的照片,是一个有些乡土气息的俗人,宽扁的日本式大脸,相貌平平,有点木讷和肤浅的样子,照片下的解说词说:“这就是村上春树,是不是和你想的不一样?”是的,的确和想的不一样。但这没什么,村上春树只是一个符号,它与他本人已没有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