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吧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直是我们赞颂的情怀，而生活的现实是，并不因你是“暮年”的“烈士”而对你有所垂顾与偏爱，不管你有多大的名头，仅有壮心是远远不够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我们现实的周围，因一失足而坏了“一世英名”而成“千古恨”的老英雄不乏其例。
著名老导演谢晋的新片《女足九号》，让我们不无伤感地再次领略了一回“英雄末路”的悲哀。这部号称献给“三八”妇女节的电影已经亮相了，在片子公映之前，谢导曾在各种场合表示，终于了却了自己对贺龙元帅的一桩夙愿。四十年前，当谢晋成功地导演了《女篮五号》时，得到贺龙的称赞，据说当时主管体育的贺老总热切希望谢晋能再拍一部反映中国足球的影片。
我们无法确知，贺老总当时的真实意图，但他的一番话成了谢晋萦怀的心事。作为一代大导演，他当然清楚，电影是一门十分复杂的综合艺术，不是一个念头就能敷衍而成的，何况中国足球运动乏善可陈。几十年斗转星移，中国男足始终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而中国女足竟异军突起，屡次叱咤绿茵场，在世界杯赛上勇夺亚军，这让谢导激动不已，再次重燃创作欲望。然而，今天已不是四十年前，谢导也不是当年的谢导，剧本的先天缺陷难以克服，拍片资金捉襟见肘，77岁的老英雄却偏不信邪、不服老，事必躬亲，要以女足的悲壮拍出影片的悲壮。
遗憾的是，悲壮的英雄情结并不能保证拍出悲壮的电影。市场无情，艺术规律无情，观众没能认可这部思想观念缺乏新意、拍摄方法陈旧老套，人物情节单薄的作品。当我硬着头皮看罢影片，走出影院，心里十分酸楚，不是为影片的内容，而是为具有“一世英名”的谢导的英雄末路。
《女足九号》的缘起根本就是一种“意气用事”。在缺乏鲜活的形象和生动的故事的基础上闭门造车，剧本就犹如一锅夹生饭，编剧在半年间虽经八次修改，仍难改变“没戏”的困境，谢晋对剧本没有突破性进展也一直不满和忧虑。曾饱受“主题先行”之害的老英雄竟也不能免“紧跟形势”之俗，为向“奥运会”献礼，在剧本尚不成熟时便匆匆开机，边拍边改，落得个遗憾重重、费力不讨好。
芙蓉镇
谢导曾鼓励编剧说：“你们写出八十分的剧本，我就能拍出九十分的电影。”这话以他老人家的功力没人不信，但想当年他的过关斩将之作哪个不是有极好的剧本基础，《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都是改编自获过全国大奖的小说，《鸦片战争》由几位全国一流编剧联手加盟，且还改了十稿才开机。一剧之本是好电影的基础，谢导应最清楚，怎能在剧本尚不及格时就草率上马呢？当然，《女足九号》的问题不只是剧本，还有演绎观念、拍摄手法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而最大的症结是激情、概念与艺术科学的关系错位。
谢导说，他为这部片子准备了近三十年，我们相信他的真诚，但这与其说是准备，不如说是精神负担、任务情结。当年贺龙元帅对《女篮五号》的称赞与对他新作的期望，使他从此情系不下，直近耄耋更觉紧迫，中国女足的世界扬威使他看到了还愿的契机。
谢导在烈士暮年时“壮怀激烈”地再拍《女足九号》，这使我想到了另一位戏剧大师的相似命运。也是20世纪50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曾建议曹禺写一出王昭君的戏。与谢晋一样，曹禺老从此心系昭君，经过了各种“运动”以及“十年浩劫”的凄风苦雨，凡三十余年，终于熬出了话剧《王昭君》。该戏的剧本最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当时曾作为重要文化新闻出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出于对曾写出《雷雨》、《日出》、《北京人》等话剧杰作的曹禺大师的信任，我曾多方找人买到剧本，但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与他曾写出的众多剧作相比，这部话剧的拙劣简直如同一部冒名顶替的伪作。后来，我最崇敬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其搬上舞台，尽管表演者均是话剧界的大腕，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谁也改变不了剧本本身的人物干瘪、主题先行、图解概念的缺陷，这样一个《王昭君》，广大观众也无法认同和买账，它成为“英雄一世”的戏剧大师曹禺的终身憾事。
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违反规律与科学，试图以意气和激情的概念去代替鲜活的形象，即使是大师也难保一世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