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吧第一章 徘徊踏步时期的电影创作
第一节 乍暖还寒时节：恢复时期的文化生态
当我们回望20世纪的中国电影时，看到辉煌和灿烂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悲凉和无奈，我们或许应该怀着体贴和同情来看待这段历史，坦白地说，20世纪的中国，真正有利于电影发展的机会并不太多，时代剧烈地变化，观众的口味也不断地改变，社会变革给电影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30年代到4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花样年华，出现了像《神女》（吴永刚导演 1934年）、《马路天使》（袁牧之导演 1937年）、《小城之春》（费穆导演 1948年）这些很结实的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有大陆的电影评论家认定，欧洲艺术电影在60年代所获得的艺术成就，几乎可以在费穆的《小城之春》里找到全部特征。从当年的电影成就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发，其一，尽管那时候的大部分电影还是社会电影，但并不是说教，电影应该去发现一些东西，而不是去推广一些东西；其二，当时的电影非常接近普通人的生活，如果中国电影一直能够延续这种传统，而不是屡次被中断，我们至少能够在电影中看到每个时代真实的面貌。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将近十年的建设和积累，终于在1959年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建国后第一次电影高潮，出现了像《林家铺子》（夏衍编剧 水华导演）、《林则徐》（吕宕 、叶元编剧 郑君里、 岑范导演）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影片，但这次高潮只能说是昙花一现，以后的岁月，很长一段时期，艺术生命被窒息了，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并没有等到他们的第二个春天。
“文革”并没有使新中国的文化繁荣起来，在这期间，所有制单一化和阶级斗争的绝对化当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标志，导致“反唯生产力论、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断改造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论、革命样板戏至上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着全社会的思想和行为，当然也规范着电影。在这十年当中，知识分子的声音彻底消失了，长期的泛政治化的倾向，狭隘的文艺观念与偏差的文艺政策的影响，导致了大量的程式化的、极具政治色彩的文学、戏剧和电影作品产生。
1976年10月，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斗来斗去”的日子，过上了太平的生活。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中明确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有了这样明确的结论，在后来不论是官方文件中，还是民间话语里，“浩劫”、“动乱”、“噩梦”等词是描述这场运动经常采用的词汇。
随着外伤内伤都非常严重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随之都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乌托邦似的“美丽新世界”被更为务实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所替代，政府给文化工作的松绑，也使思想、文艺领域渐渐活跃起来，记者敢于采写批评官僚主义的报道，哲学工作者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运用的前提，作家和电影创作者也开始闯入以前的禁区，开始小心翼翼地探索反映情爱的作品。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们发现，政治氛围的改变已经允许他们写一些东西来反映他们的遭遇了，这时，如何回忆和叙述“文革”的过程和细节，如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来源与影响，成为中国艺术家首先面对的课题。
文学艺术终于从强加给他的重压下生存下来了，这个“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考的东西等等”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麦克法考尔 费正清编 第844页）的外壳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越来越自我显露了。艺术家们不断突破主题和技巧的边界，一直在加强控制的过程已经被放慢了，它反映了新社会缔造者的许多梦想，如今在它走向现代主义世界的缓慢进程中，将会开始观照现实的更大部分。
虽然还有阻挠，有禁令，有批判，但自由之风却再也挡不住了，星星美展，朦胧诗，积压已久的酸甜苦辣和百感交集都慢慢地释放出来了。
“人啊，人！”的呐喊回荡在神州的上空，人的启蒙，人道主义、人性的讨论，人的觉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中国似乎回到了五四时代，回到那个时代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的氛围中。
人们认识到“文革”的荒谬的道德世界，以及它留给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心灵上深重的、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根除的伤痕，其在文学上的最直接的结果是产生了“伤痕文学”，（它的名称出于作家卢新华1978年发表的小说《伤痕》）。钱钟书先生认为，从文学历史的眼光看，历代文学的主流，都是伤痕文学，成功的、重要的作品，都是作者身心受到创伤，苦闷发愤之下的产品。中国小说中出现的自我反省，尽管没有深入下去，但作为某个特定时期的一种文化价值，其重要性也不可抹杀，每人凭自己的良心做出决定，而不再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它至少产生了活生生的、多种多样的文学成果。
随着反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义愤心情开始减退，作家们意识到应该更深入地检讨五十年代末期以来发生的事情的全过程，检讨整个当代长期存在的弊病和不公平。他们很快发现，如果不能从文化、道德及价值观的断裂创伤中修复生还，他们与传统文化、道德及种种精神联系都很难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