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吧第二节：第五代的横空出世
1984年上半年，中国电影起色并不明显，下半年才陆续出现一些好影片。除了“第三代”、“第四代”导演的作品外，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就是以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为主体的“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问世，它们一出现，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是前几代导演 作品问世时所没有的。由此开始，中国电影创作显现出“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三代同堂的新格局。人们对于“第五代”的作品虽然还存有许多争议和不同看法，但在舆论上和评奖中，他们已开始取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机遇加上自身的才华使陈凯歌、田壮壮、张军钊、吴子牛、张艺谋等人在中国影坛呼风唤雨，这些“红孩子”是新时期电影最大的获益者和推动者，他们的出现使中国电影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期。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张子良 王吉臣编剧 张军钊导演1984年）打响了第五代导演的第一枪，他将尊严感和纪念碑式的凝重注入到平凡之中，影片中悸动的力量和形式，带给后来的导演极大的影响力。
“第五代”都在“文革”中有一些灾难性的记忆，对生活的认识更全面，他们一生下来就遭受到了苦难的磨砺，他们大部分人的青春是被耽误、荒芜的，“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一些崇高的、虚幻的口号感召下，他们在陌生的、远离故土的地方抛洒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尽管在后来的追忆中，表现出来的是“无怨”、“无悔”情绪，但其中包含多少无奈和心酸的浪漫，有一个事实是，直到现在，下岗工人还是这批缺乏知识和技能的一代，他们大多对现实没有亲近感，对社会现实不满意，甚至有抵触的情绪，于是他们采取回避现实的态度，这是他们这一代人发言的策略，也是他们的作品更多把视点投向过去的深层原因。当他们有机会拍摄影片时，就把镜头甩到遥远的年代，用时间的表述代替空间的表述，对过去的描述乐此不疲，用近乎大批判的呐喊、对祖宗的责骂，来替代对现实的不满，第五代很多导演把精力放在历史的回顾上，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股定势，这样的后果就是变成逃避现实，缺乏对社会现实发展的前瞻。
“第五代和其它导演的反思模式是不一样的，他们把一个全球的、文化比较的观点作为他们思考”文革“的前提。这样，他们不是把文革和中国历史的某一点相连，把它看作一个局部问题；而是把文革和中国历史的某一点相连，把文革中的问题看作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从而对中国文化提出疑问。由此，他们不仅处理了历史，而且回应了开放后的现实。这种观点是只有在中国开放后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才产生的，并推动了走向现代化的思潮。”（《中国电影：传统文化与全球化趋势》“大陆、台湾、香港新电影中的‘中国经验’” 陈犀禾 文 第151页）
每一代导演都有各自的优点、缺点和优势、劣势，第五代的创作和第四代明显不一样，理性，感情维系都大不一样，“第五代”不像第四代导演在“文革”前受完常规教育、所以对社会、艺术的认识没有那么多框架，很快能突破谬误。他们对生活的认识比较冷酷，也准确，《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绝响》、《黑炮事件》，都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不像第四代的作品有过多的温情，第四代导演在这方面有比较大的局限，比如谢飞的作品，又比如郑洞天的《鸳鸯楼》，主人公千方百计跳出原来的生活圈，但到外面的世界走了一圈后，又回到了最初，至少回到表面的平静，第四代导演挺一相情愿的、常简单化地把生活写得很温情。
第五代导演是在“文革”中长大的，受到那个时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强烈的影响，从根本上是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对所有前人的作品都有一种疑虑，有反叛的心态，就是一种反潮流。
而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人应该说是在完全没有票房压力的状况下创作的，当时的《孩子王》的拷贝数是6个，《黄土地》是30个，《大阅兵》是40个，《盗马贼》是7个，《棋王》只有1个，《晚钟》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银熊奖”前的拷贝只卖出6个，在国内，一个拷贝的售价是一万元，如果没有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统一收购价70万元，制片厂基本上都得倒闭，所以没有后顾之忧，各制片厂并没有减少投资这些“叫好不叫座”的电影，这也是一把双刃剑，电影人在没有市场压力的状况下，可以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艺术理想，但是也造成了完全不顾市场的极端行为，并没有意识到电影是一门艺术外，也是一门工业，一门商业，使中国电影的市场严重萎缩，没有起到积极的培育作用。
第五代电影冲破了原有的边界，扩大了国际影响，但另一面，墙内开花墙外香，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在国际上，造成了对中国电影的误读也是存在的，特别是一些伪民俗的，其实，任何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作品都可以产生一种“投射性欣赏”（保罗?威尔曼语），即把自己的理解、想象放在该作品中，而不顾及作品的原意，其实，我们不必把西方人的读解当成唯一的读解，更不必把他们带有“东方主义”有色眼镜的读解当成唯一正确的理解，如果是这样，那“误读”带来的结果丝毫没有建设性，而且是有毁灭性的。
1987年是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孩子王》标志着第五代前期的探索告一段落，而《红高粱》的出现，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 开始。他们在视听语言的表现上比较光彩，但在情节结构的处理、表演的处理、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比较弱。
红高粱
